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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门罕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仅擅自撤退的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就战场道义而言，井置是一个不错的军人。因为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

由于连日水米未进，士兵们疲困至极，撤退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才得以蹒跚而行，假如一松手，就只有留在阵地上等死的份儿。

苏军晚上只围不攻，为了防止夜袭，还会远远避开，这使得搜索队残部能够以夜色为掩护，撤出了弗依高地。在诺门罕战场上，这是日军唯一得以整建制撤出的联队。

苏军的包围和猛击，终于让日军指挥高层那涨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荻洲、小松原、辻政信都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不妙。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他们应该趁插到后方的苏军坦克部队尚未把门锁死，赶紧组织部队向后撤退，起码要边打边撤，可是朱可夫所称的这些“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愿意这么想，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反击来找出路，将守势转为攻势。

植田下令调驻牡丹江市以东的第2师团、野战重炮兵联队、速射炮部队到战场，森田范正的左翼兵团因为没有完全“猪突”，还留有实力，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

那些在高地苦苦支撑的固守部队，全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左翼兵团能给他们带来好运，荻洲和小松原也一直催促着森田范正赶快动手，但这时候面对苏军的进攻，森田范正忙于招架，哪里腾得出手。

1939年8月25日早晨，固守部队听到的不是自家左翼兵团发起反击的好消息，而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除了进攻之外，苏军还实施了神经搅乱战术。

诺门罕战前，日本有一个叫冈田嘉子的电影明星兼歌手，后来随身份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情人私奔到苏联。战斗打响后，冈田便主动要求进行对日宣传。

苏军通过大喇叭扩音器，在阵前重复播放冈田“快放下武器回家乡”的日语讲话，同时还伴以日本民谣小调。

广播一结束，苏军飞机便撒下大量传单和劝降书，传单飘飘而下，就像下大雪一样。

神经搅乱战术其实就是攻心战，“四面楚歌”平时未必见效，但到“垓下之围”时，却足以搅乱对方的心神和意志。在士兵们眼里，讲话、民谣、传单乃至于劝降书，赫然就是一枚枚精神炸弹。

没有水的井

面对苏军的双重攻势，当官的又气又急，荻洲和小松原更是恨不得冲上去揪住森田范正的耳朵，让他赶快出兵。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左翼兵团总算组织起了攻势，但是很快又被苏军一个巴掌给打了下去，森田范正抵敌不住，只好再将反击转为就地防御。

左翼兵团行动的失败，令翘首以盼的固守部队再次陷入了悲观沮丧的情绪之中。

松本已经在想，如果苏军真的攻上2号阵地，杀到眼前，自己和卫生队还得靠红十字旗来避祸。可要是苏军不理这茬怎么办呢，到时要想不做俘虏，便只有拼命一途。

卫生兵不配备枪支，每人手里只有一把军刀，松本作为医官，除了祖传的军刀外，只多一把老式的捷克手枪。几十把军刀，一支佩枪，面对苏军坦克的冲击，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卫能力，这些武器的真正用途其实是拿来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