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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了个鬼脸，手在腰上比划着大木桶状，意思是他的妻子现在已经胖成这个样子了，又丑又粗。

老司机终于翻到了一张他同中国人合影的照片，他惊喜地嘟噜着，把照片凑近我，指着同他并肩合影的一个中国人，一字一板，清清楚楚地说出三个字，王德福！说完这三个字，他的大眼睛朝我流露出一种期待。我明白他是在问我认不认识这个王德福。我在心下一阵好笑，便比划着说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多的王德福，多得就和你们的娜达莎一样，我怎么会认识。

老司机当然弄不明白我比划些什么，但他却知道我不认识王德福，那两只大眼珠子一下暗淡无光。我补充着比划，说王德福现在也和你一样满脸胡子，我怎么认识！老司机这次看明白我的意思了，他陡然地笑起来，对着照片的王德福认真地看着。我心下想，你还在想什么王德福，说不定王德福就是因为和你有过来往，被打成苏修特务呢！

老司机大概猛然想起他是出租车司机了，便急急地合上影集，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说，马嘎晋！

老司机把我送到一个自由市场，并和我郑重握手道别，我发现他连车费都不要开车就走，便赶紧掏出一百卢布扔进车窗里，谁知老司机压根儿就不看一眼飘落在副驾驶座椅上的卢布，这倒使我有点后悔，其实扔给他五十卢布就不少了。

自由市场是在有轨电车站旁，在一面大木板墙的后面。我在木板墙外面走时，听不到一点声音，以为自由市场肯定不太兴旺，稀稀拉拉人不多。可万万想不到，当我走到木板墙的尽头时，竟吓了一跳，黑压压的足足有数千人挤在那里，五彩缤纷的商品铺在地上，摆在摊上，挂在空中拉绳上，还有些俄罗斯的小贩子没地方摆摊，就整齐地站成一排，全用双手擎着要卖的服装，静静地注视着顾客。

无论是买者卖者，全都一言不发地相互拥挤着，打量着，卖货的最大的动作是用生动的眼神探问，买货的也只是用挑剔的眼神回应。偌大的市场，成千人挤在一起，竟然悄无声息。这与我们中国吵嚷叫卖的市场相比，绝对地不可思议。

我觉得双成的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人家确实比咱有文化。

我在市场里挤来挤去，却偶尔也听到有叫嚷的声音，但你走过去一看，百分之九十九的是中国二道贩子。有个货摊很热闹，几个中国商贩正忙得满头大汗，他们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地往货摊上扛着劣质的中国服装。其中有一个强悍的中国人在那里指挥，看来他是个头头，正在忘乎所以地叫喊着，驱使一部分商贩搬运，又喝令另一部分商贩摆摊卖货，他自己则带着几个身材强壮的家伙维持秩序。我这才发现维持秩序的全是打手，每人手里攥着皮鞭状的胶管和铁棍，面目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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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浪荡（8）

俄罗斯人都无声地围在四周，他们并没有显露出不满和愤怒，一个个却大瞪着眼珠子，朝麻袋里的货物投射出热切的目光。只要一批服装从麻袋里倒出来，他们就赶紧伸出手去挑拣。尽管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粗制滥造的服装，但对商品匮乏的俄罗斯来说，还是等于雪中送炭。这些男男女女简直就像饿狼一样饥不择食，不一会儿，一大堆服装就被抢购一空。

那个指挥的头头身上挎着个巨大的书包，他正一把一把地往里面塞卢布。眼下，混乱的俄罗斯卢布大贬值，就像中弹的飞机从天上往下栽。你今天是百万富翁，可明天就变成十万，要是不赶紧花出去，后天就成一万了。所以，市场上的交易一张口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商贩们有时接过一捆卢布，干脆连数也不数，只是掂一下分量。

不知为什么，那个头头注意到我的存在，他把巨大的挎包交给身旁的一个胖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我的跟前。

头头递给我一支烟，问我来倒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倒。

他愣住了，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他妈的开的什么玩笑！

我说我是来探亲的，我有个舅舅早年跑到这里。

头头笑起来，说你舅舅绝对是傻瓜，怎么会跑到这个穷国家，要是跑到美国英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他说看起来你也不怎么精明，到俄罗斯这儿不倒点什么，那可就太亏了。他说他们是打着到俄罗斯来搞建筑的劳务公司的旗号，实际上是搞贸易。他说他下令每个劳务工人从中国带一百套假阿迪达斯运动服；他说他姓吴，是经理，那个胖子姓张，是书记。我说书记听你指挥，你这个经理比党大呀！

吴经理笑起来，说不听我的也不行呀，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会俄语。

吴经理又递给我一支烟，说你要是愿意，可以到我们公司干，你不是有个俄国舅舅吗，我们聘他当顾问。

我说我舅舅年纪大了，人也太老实。

吴经理突然有点紧张起来，他又足足盯了我一分钟，说你小子是不是安全局派来的特务？

我笑起来，因为看到这个刚刚气焰嚣张的吴经理，一下子就恐惧成这样，实在是忍俊不禁，不得不笑。

吴经理对我的笑更有点毛骨悚然，他赶紧转身跑回人群中，从胖子那里接过挎包，大把大把地往里塞起卢布来。

猛然间，我发现不远处有两个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子并肩站在那里，一个擎着一件粉色的花裙子，一个擎着一双小巧的女式高革幼皮靴。微风吹过，扬起她们柔软的金发，我一下子愕然，那分明是阿卡莎娜和她的姐姐卡嘉。

五

望着电影明星般的两个金发女郎卖货，我绝对感到悲哀。卡嘉手里的粉色花裙子穿在卡嘉身上最合适不过，可她却要卖掉；阿卡莎娜手里小巧的皮靴更令我心疼，这明明是她心爱的东西，可她却盼望人们把它买去。我不由得想起我的姐姐，三年自然灾害那年，母亲把她准备过年穿的小花衣服拿去换米吃。姐姐那年才六岁，哭着从母亲手里往回夺那件花衣服，最后又哭着把那花衣服送给母亲。我那时才四岁，竟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母亲搂着姐姐一起掉泪的情景，至今还清清楚楚地在眼前闪现。那件花衣服换了十斤高粱米，母亲咬牙大方了一次，给我们做了一顿高粱米干饭。我吃得那个香呀，觉得要是再有几件花衣服多好，可以再多吃几顿高粱米干饭。

我几乎不敢看阿卡莎娜和卡嘉，坦率地说，我觉得我要哭。一个面目可憎的大胡子俄国人走到她俩身前，把那双小巧的皮靴子拿在手里，反复玩弄了好一阵，又用手指顺势挑起卡嘉手里的花裙子看了看，最后还是摇着脑袋走了。我为之又气愤又轻松，我真真地不希望两姐妹卖掉她们心爱的东西。

陡然，我想了个令我兴奋得发疯的办法。

我找到那个正忙碌搬货的一个中国劳务工人，我说我求你一件事，你去把那两个俄国女孩手里的货给我买来。

劳务工人有些惊讶，说你自己怎么不去买？我说我不会俄语，无法讨价还价。劳务工人笑了，他说用不着会俄语，用手指头比划就行。看到我的窘相，他还是走过去了。我躲在人群的后面，紧张而心疼地看着。那个劳务工人看来经常买卖，动作熟练地用指头在阿卡莎娜面前比划着。阿卡莎娜却不比划，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计算器，在上面灵巧地敲出她要的价格，递给劳务工人看，劳务工人摇着头，也在计算器上敲了几下，阿卡莎娜看着计算器，便转过头去问她姐姐，卡嘉在计算器上又敲了起来。这样，小小的计算器在他们三个人之间递来递去。我心里却急得要命，在心下骂自己，应该告诉那个工人，用不着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