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学都是学文科出生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由理入文易、由文入理难?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起点却大致相似,但为什么到今天文科产生了巨大的衰退呢?”她的问题从具体直接跳到了抽象,反射弧有点长。
“你是说起点分别是哲学和数学吧?”我得一条一条理清她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哲学和数学在早期是相通的。比如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布尔代数又叫逻辑代数,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代数是数学,逻辑属于哲学,这两者密不可分。早期的物理学家,如伽利洛做了大量的思想试验,充满了哲学思维的方式。近代如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不是从观察而来,是从思考和演算而来,这是数学和哲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对不对?”
“你说的是多是国外的,你能认为墨子究竟是思想家还是科学家?他两者兼有吧。孔子在对易经的研究中,也大量解释了许多数学模型。那么,周易,是典型的哲学和数学的结合。如果阴阳是哲学理念,那么五行就是逻辑方式,河图洛书就是数学规律。这是数学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表现。”我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补充了她的观点。
“但是,从现代的人文科学来看,虽然经济学中也运用数学规律,社会学中也运用统计概率,但自然科学的影子却越来越弱了。比如,研究心理学的离医学越来越远,你看看现在心理学的奠基作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治了四个病人,一个也没治好,还出了这么一本书,还建立了这么一个学问,可信度有多高我不说了,但光看书的本身,却越来越像玄学,离清晰逻辑的表达越来越远了。”她所说的,我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在看这本书时,对其概念与意象的纠缠,确实不好理解,我当时以为主要是翻译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门学科就是这样,概念界限不清,逻辑交叉频繁。
“理科或者说自然科学,我认为主要是探讨事物的规定性,而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我认为主要探讨事物的可能性,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它们研究的方向、目的及方法的差距吧?”我试图从这方面来解释分化的原因。
“但是,一门学问的价值总得有个终极目标吧?”她自言自语到:“或许,社会科学研究善、艺术文化研究美、自然科学研究真吧,但这三者应该统一吗?”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假装正经地说到。
“少油嘴滑舌,快讲!”她笑了起来。
“所谓求真即研究是什么,所谓求美是研究为什么,所谓求善是研究怎么办,这不就结了?”我觉得这种最简单的比喻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比喻粗糙,但可以讨论。”她点评到:“但这不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是想知道的,为什么人文科学到了今天,变得越来越缺乏指导性了呢?你说,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甚至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但人文科学到了今天,我不是说艺术的,那是关于美的学问,我是说社会学、政治学等,对人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不能与自然科学比肩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成果很多经不起检验,所以人们自然置疑它的含金量。”
“也许是目标不同,一个探索可能行为主,一个探索规定性为主。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解释来预测未来,一个靠实验难来探寻规律以指导实践。所以,可能性结论远远大于规定性结论,大量不确定的可能性结论冲淡了结论的正确率,导致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它的价值了。”我这种解释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至少好过于不解释吧。也许,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跟我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还有一种可能,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现是文字。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作,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作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是两个境界。我处于“知易行难”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的阶段了,这就是民间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道理。
如何才能真知呢?董先生已经作古,朱先生已经回乡,我再找哪个高人指点呢?
小池看到我的沉默,开始转移话题:“这个话题太大,我只是提醒你,不要空想易经,估计你还没找到正确的学术入口,虽然已经有些成果,但要发展,困难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一开始说那个论点,就知道她是冲着我来的。从班长的批评到她的提醒,我觉得,最关心我的思想的人,非他俩莫属。
她笑到:“最开始我以为你所谓的周易是一种迷信,后来了解了,才知道是个大学问,虽然我不想学它,但对你对它的学习,是敬佩的。我不认为你是在迷信,但迷信它的人有很多,搞出许多可笑的事情来。”
她一说,我想起一个事,这是班长告诉我的。
“那次工地开工,冯总、金总都去了,开工有个奠基仪式,市里区里有领导来,奠基仪式完了后,冯总送领导们离开,班长和金总在场,施工队又自已搞了个仪式。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个神汉,装着古怪的服装,拿个桃木剑,祭台上放了猪头食品水果之类,红烛黄纸在烧,符纸木剑在画,咒语祝词在念,手舞足蹈、偏偏倒倒,作起法来。班长不信这个,刚要准备制止,但被金总拉住了,金总告诉班长,每个施工队伍都有自己的规矩,不要破坏他们的仪式,至少是个心理安慰。班长对我说,一大堆开机械的技术工、好些个看图纸的技术员,按理他们都接受过科学培训,怎么还对这些事如此热衷,可见,迷信,太深入人心了。”
“我问班长,难道你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他回答说他见得多了。当年武警执行枪毙死刑犯的任务,班长参加过多次,有几次有施工方找法院协商,把刑场设在他们施工的地方,班长就参加过在火电厂冷却塔施工地枪毙行刑的,还有在钢厂大烟卤施工地行刑的,说是用人血镇邪,可保施工平安。我说,我们老家凡是兴房起屋,都要杀只公鸡,用血祭,这只是个风俗,不要太认真。班长说,别人的事我没反应,但我自己做事时遇到这样的,心理确实还是有些别扭。我告诉他,你别扭点不怕,万一工人们心理别扭了,那就保不齐。班长听到这里,吓了一跳,赶紧叫我不要说下去了。”
“哈哈,他也迷信了吧?”小池笑到:“其实,古代军队出征,也要杀个人来祭旗,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吧。听说这不只是中国人,外国也有。我听说俄罗斯有大型飞机试飞前,要请东正教牧师洒圣水,美国有数据公司怕服务器掉线卡顿,也请牧师洒圣水念祷告文,香港台湾还有电脑公司给服务器上贴符咒的。你说,这些尖端科学从业人员,怎么也信这个,他们是真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