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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一章 为何不平等（第1页）

在网络上，许多人埋怨社会，很重要的议题是关于平等。尤其在中老年人中，比较盛行。估计因为他们生长于计划经济年代，共同贫穷的生活经历，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已经深入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对不平等变得敏感。

人人生而平等，是指人格或者价值。但从结果上看，不管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性，人与人都是不平等的。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以其本质的竞争性特点及反馈机制，加剧了甚至是加快了这个不平等的程度和进程。

平等作为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事实上人人生而不平等反而是更容易为人所理解，我们长相各异、聪慧有别、内敛外放、灵巧钝拙、甚至气场迥异。

一旦这些特质变得重要起来，不平等就会随之出现。当我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这些社会特质时，我们就会发现还有许多人比我们更富有、更成功、更友善。

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置身于社会、家庭和许多其他组织中，与成长相伴随的是，我们发现在自身所处的每一个群体和组织中我们都处于不平等的位置上。我们很难摆脱不平等和对它的感知。

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呼声。革命的目标是要摧毁横亘于皇室、高级神职人员、贵族和老百姓之间的巨大鸿沟。催生这一革命的想法来自一场名为启蒙运动的文化革命。

正是启蒙运动哲学家意识到不公平源自社会不平等并教育大众:社会本可更公平。他们对如此严重的不平等竟能蔓延整个欧洲，甚至还会有人提出理论来解释它的貌似不可避免性吃惊不已。

除此之外，启蒙运动哲学家还达成了如下共识:是社会本身的性质造就了不平等，而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限制这种不平等。社会学家一致认为，社会自身很容易滋生不平等，忽视它会造成严重后果。长久以来社会学的一个目标就是，努力以某种方式与社会不平等和平共处，并就它产生的原因寻求共识。

美国社会一直以她的民主理想为荣，因为它“为所有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但诚实地说，我们并不能忽视那些长久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它们的存在甚至让我们无法信奉那一民主理想。

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字，2005年，最富有的20%的人口占据50。34%的总收入（税后为47。28%）;相比之下，最贫困的20%的人口只占据总收入的3。42%。前40%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73。37%（后60%的人口只占26。63%）。现如今，由于美国社会中交织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富人的收入增速要远远超过其他人群。

总资产（非收入）很难衡量，但有一种公认看法是，这一领域的不平等要大大超过收入领域。2007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社会总资产的34。6%，美国最不富有的80%的家庭只拥有15%的总资产。2007年，中游家庭的净资产分别是:白人家庭143600美元，黑人家庭9300美元，拉丁裔家庭9100美元。11。3%的白人家庭没有任何净资产。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为34。1%，拉丁裔家庭则为33。5%。

那么，不平等缘何会存在?大多数人思考的出发点都是人性、生物构造的复杂程度、超自然力量，乃至自由市场体制，但社会学家却是透过我们社会生活的现象看到了本质。想要理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要了解社会组织本身，要将社会不平等当成社会的核心特质来看待，要将交织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当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社会学家通常会考虑两个问题:不平等出现的原因，不平等如何得以持续——为何不平等一旦出现就会在社会中扎下根?为什么难以限制它的发展?为什么难以改变它的重要性?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社会组织创造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则创造了不平等。

社会结构本就是一种包含不平等层级的模式，所以不管它如何发展，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都是存在的。社会学家一致认为，只要人在社会中存活一天，不平等就会存在一天。马克思曾梦想并预言未来会有一个平等的世界，但是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只有在社会和社会模式烟消云散之后才会实现。

社会结构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并且几乎都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点:劳动分工（经济、寡头政治、官僚主义、社会分层），社会冲突（得势者和失势者），私有财产制度和聚集财富的能力，权力、声望和特权的相互作用

为什么劳动分工必然会带来不平等?米歇尔斯这样解释道: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一旦选择了一个领导（怎样选择的并不重要），那个位置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赋予该领导超过其他人的优势。事实上，领导权通常都会集中在一小撮个体身上，米歇尔斯称其为精英。领导权的定位赋予这些精英巨大的优势，他们能够获取关于组织更多的信息、日常做决定的权力、控制组织中其他人的知情权。随着时间推移，这群精英就将他们自身与组织里的其他人区分开来，并会有意识地去制造能够保住他们所处位置的方法。

没有领导权的那些人最终则变得越来越无力去批评领导——也越来越无意这样去做。任何日后进入这些高层的人都将进入这些本质上更有权力的位置。米歇尔斯关于组织中平等可能性的悲观言论被称为寡头政治铁律，即，不管组织出现在什么地方，总是会有少数人垄断权力，其他人则没有权力。当我们说到“组织”时，其实就是指少数人统治，无论我们称呼这一统治是民主还是独裁。最后，劳动分工本身就意味着权力上的不平等。

一个社会中往往会存在上百个组织（各种社区、正式组织和群体），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有意识地制造不平等的体系。超市、学校、医院、俱乐部、城市、乡镇、工厂、警察局、牙医诊所、监狱——所有这些都展现了组织如何被定位在一个业已建立的结构中并从下往上排序。只要有一家公司开张，不平等的职位就会被建立起来，人们受雇于下面这些职位:董事长、首席执行长官、副主席、人事经理等。此外还有更多的职位，如市长、总统、副总统、联邦法官、州立法官、市级法官，也都是等待填补的定位。每一个已经存在的组织都会创造出诸多定位，并会针对这些定位按照权力、声望和特权进行排序。

“组织”这个词告诉我们，这些不同定位之间的合作会被命名和排序。许多个世纪以来，这些组织都是传统的。责任、权利、权力、声望和特权都由传统决定。社区的首领由血缘或家庭决定，其他位置的指派则由忠诚的友谊和感（而非客观条件）来决定;依照传统，领袖对其自身行为拥有充分的裁量权，甚至是在现代社会，有些群体仍然保留了这一传统，如家庭、皇族、部落、小群体或街头帮派。传统组织通常规模较小，不拘泥于形式主义。

现代社会压制了传统，大力发展了“法律–理性”的定位。在既定的规则和法律中，权利、责任、权力、特权和声望都得到明确界定，个体按照自身资格得到选派和晋升。组织变得理性，便利于人们在高效高能的结构中进行工作。因此，理性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不平等、建立权威和控制工人。

韦伯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官僚制社会。这些结构中的定位都被正式提出，并会根据它们的资格和责任进行排列。官僚制削弱了出身和血缘带来的不平等。组织里非正式的、传统的和情感的因素都被尽可能地替换掉，以便组织能够变得客观、有效且高效。韦伯知道这种官僚组织往往都达不到它的既定目标，但他相信，人们会发现高效率和理性化的不平等体系的重要性。对韦伯来说，这一趋势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