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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时间（第1页）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遇上了财运亨通的好时光。每年他都增添一口鱼塘。池塘里的鲤鱼又大又肥。到了捕鱼季节，鱼简直是自动朝鱼网里跳。地主最喜欢在鱼塘的堤坝上散步，沿着堤坝转圈子，望望水，又望望天空。鱼的丰产消解了他的神经紧张，鱼塘使他在自己所有的努力中体味到某种意义。鱼塘越多，他体味到的意义也就越多。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头脑完全给鱼塘占满了，他有许多的事要做：他得规划、思考、计算、建设、动脑筋、想点子。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考虑鱼塘的事，那时地主的思路便不会拐向那黑暗、寒冷的区域，那种地方会像沼泽一样把人拉住，让人陷入其中。

到了晚上，地主往往把时间奉献给他的家人。他的那位颀长清瘦、娇嫩如菖蒲的妻子，常常向他抛来雨点般的、在他看来都是一些琐碎而无关紧要的问题，涉及的无非是仆人、晚宴、孩子们的学校、小汽车、金钱、养老院之类的日常事务。晚上她跟丈夫一起坐在客厅里，以自己单调的声音掩盖了收音机里的音乐。曾几何时，妻子还有兴致给他的背部作按摩，使地主感到十分幸福。而今，妻子纤细的手指只会花上个把钟头，翻弄一本她读了一年老是读不完的书。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地主对他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少。他的长女总是轻蔑地撅着嘴巴，她的在场使父亲感到局促不安，她对于他简直是形同陌路，甚至像个敌人。大儿子变得沉默寡言，而且胆怯，已经不再坐在他的膝盖上了，也不再拽他的八字胡。小儿子是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受宠爱、最娇生惯养的一个，因此他固执而任性，动不动就大发脾气。

一九三一年，波皮耶尔斯基夫妇带着孩子们去意大利过暑假，休假回来后，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发现，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狂热的爱好：对艺术的追求。他开始收集画册，而后则是越来越频繁地去克拉科克，到那儿购买各种名画。不仅如此，他还经常邀请艺术家们到他的府邸作客，跟他们讨论艺术，喝酒。清晨他常把所有的客人领到自己的池塘边，请他们欣赏那些巨大的鲤鱼橄榄色的背脊。

第二年，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突然发疯地爱上了玛丽亚·舍尔。她是克拉科夫的一位最年轻的女画家，未来派的代表人物。如同所有突然坠入爱河的人一样，在他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各种意味深长的巧合，出现了许多邂逅相逢的共同的熟人，也使他经常出现一些必须突然出远门的理由。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由于玛丽亚·舍尔而爱上了现代艺术。他的情妇，如同她的未来派一样，充满了活力、疯狂，虽说在某些事情上又是魔鬼般地清醒。她的躯体有如塑像——光滑而又坚挺。每当她俯身在巨幅画布上作画的时候，总有一缕缕淡黄色的头发粘在了她的额头上。她是地主妻子的对立面。跟她相比，他的妻子会令人想起一幅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风景画：细节丰富，和谐，令人伤感的平静。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在生命的第三十八个年头突然感觉到自己发现了性。这是一种粗野的、疯狂的性，有如现代艺术，有如玛丽亚·舍尔一般的性。在工作室里，床边立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里反照出玛丽亚·舍尔和地主波皮耶尔斯基作为女人和男人的全部过程。镜子里照出了翻得底朝天的被褥、山羊皮、给油彩染污了的赤裸的肉体、面部痉挛的怪相、赤裸的胸部、肚子、涂抹上一道道口红的后背。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开着崭新的小汽车从克拉科夫返回府邸，一路上盘算着要带自己的玛丽亚逃往巴西，逃往非洲，但当他一跨进自家的门槛，便为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一切都是老样子，一切都显得安全、可靠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经历了六个月的疯狂之后，玛丽亚·舍尔向地主宣布，她要去美洲。她说，那里一切都是新的，充满了冲击力和活力。她说她要在那里创造自己与未来派油画毫无二致的生活。女画家走后，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得了一种多症状的怪病，别人为了简化，将这种病称为关节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也只有躺在床上，他才能平静地忍受痛苦。

他躺了一个月，与其说是由于疼痛和虚弱，不如说是由于近年来，他力图忘记的一切又回来了——由于世界行将毁灭，现实有如朽木枯枝分崩离析，霉变自下而上地腐蚀了物质，这一切的发生都没有任何意义，也不意味着什么。地主的肉体投降了，它同样也已溃散、瓦解；他的意志也已崩溃。时间在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两者之间给挤得满满的，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的喉咙肿胀、梗塞。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仍然活着，意味着在他体内的某些生理过程仍在正常地运行，血液在循环，心脏在跳动。“我受到了打击。”地主思忖道，同时试图从床上用目光搜索点儿什么，但是他的目光变得呆滞，不自然：目光顺着房间里的家具飘游，竟会像苍蝇似的停留在家具上。倒霉！目光停在一堆书籍上，那些书是地主叫人弄来的，可他并没有读过。倒霉！目光漂移到药瓶上。倒霉！目光漂移到墙上的一块污渍。倒霉！目光漂移到窗外的天空。看到别人的面孔使他痛苦。他觉得那些面孔都是如此飘忽不定，如此神色多变。要去看那些面孔，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死盯住不放，而地主波皮耶尔斯基已经没有力气集中这种注意力了。他转移了视线。

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悲惧感，他总觉得世界在消失，世上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都在消失；爱情、性、金钱、激情、远游、价值连城的名画、聪明睿智的书籍、卓尔不群的人们，一切都从他身边匆匆地过去了。地主的时间在流逝。那时，在突发的绝望中，他想从床上跳起来，跑到什么地方去。可是跑向何方？为什么要跑？他跌落在枕头上，因无法哭出心中的郁闷而憋得喘不过气来。

春天又依稀给他带来了得救的希望。一个月后他才下床走动，虽说拄着拐杖，却能站立在自己喜爱的池塘边上，给自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我是怎么来的？”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源头在哪里？”他回到家里，艰难地强迫自己读书。读古代史，读史前史，读有关考古发掘和克里特文化的书籍，读有关人类学和纹章学的书籍。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给他提供任何结论。于是他又给自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能知道些什么？从获取的知识中又能得到些什么教益？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够到达尽头吗？”他想了又想，花了好几个礼拜六，跟前来打桥牌的佩乌斯基就这个题目进行探讨。从这些探讨和思考中，他得不出任何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再也不想开口。他知道佩乌斯基会说些什么，他也知道他自己会说些什么。他有个印象，似乎他们谈的总是同一件事，总是在重复自己的问题，仿佛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就如飞蛾接近一盏灯，然后又赶紧逃离那个可能把它们烧死的现实。于是他最后给自己提出了第三个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办？该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他读完了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读了梭罗、克鲁泡特金、科塔尔宾斯基的著作。整个夏天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以至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书房。波皮耶尔斯基太太对丈夫的举动深感不安，一天傍晚她走进了他的书房，说道：

“大家都说耶什科特莱的拉比是位神医。我去找过他，请他到我们家来。他同意了。”

地主淡淡一笑，他被妻子的天真解除了武装。

谈话跟他想象的不大一样。跟拉比一起来的还有个年轻的犹太人，因为拉比不会讲波兰语。地主波皮耶尔斯基没有兴致向这古怪的一对倾诉自己的苦恼。于是他便向老者提出了自己的三个问题。虽然，老实说，他并不指望能得到满意的回答。蓄着犹太人长鬓发的年轻小伙子将明白清楚的波兰语句子翻译成拉比的古怪的、喉音很重的语言。这时，拉比一开口便使地主大吃一惊。

“你在收集问题。这很好。我再给你的收集增加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向何处去？时间的尽头是什么？”

拉比站起身。他告别时，以一种很有文化修养的姿势向地主伸出了手。过了片刻，他走到门边又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小伙子把它翻译成波兰语：

“某些部族的时间已到了大限。所以我给你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如今应该成为你的私产。”

犹太人这种诡秘的腔调和庄重的神态很使地主开心。一个月来，他破天荒第一次胃口极好地吃了晚餐，还跟妻子开玩笑。

“为了给我治好关节炎，你抓住所有的魔法、妖术不放。看来对于有病的关节，最好的药物就是那个以问题回答提问的犹太老头。”

晚餐吃的是鲤鱼冻。

翌日，蓄犹太人长鬓发的小伙子带着一只大木盒到地主家里来了。地主好奇地打开了盒子。盒子里有几个小格。在一个小格中放着一本旧书，书名是用拉丁文写的《Ignisfatuus，即给一个玩家玩的有教益的游戏》。

在下一个铺了丝绒的小格子里，放着一颗八面体的桦木色子。每一面孔眼的数目都不相同，从一个孔眼到八个孔眼。地主波皮耶尔斯基从未见过这样的游戏色子。在其余的那些小格子里放着一些黄铜做的微型人物、动物和物品的塑像。在格子的下面他找到了一块折叠成许多层、磨破了边儿的亚麻布。地主对这古怪的礼物越来越好奇，他把亚麻布放在地板上铺展开来，它几乎占满了书桌和书橱之间的空地。这是某种游戏，是某种大的、环形迷宫形式的中国棋类游戏。

[10]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11]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十九世纪先验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12]克鲁泡特金（PiotrA。Kropotkin，1842-1921），俄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13]科塔尔宾斯基（TadeuszKotarbiński，1886-1981），波兰哲学家。​[14]拉比是犹太人对师长、教士、权威的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