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日军加紧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校长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及其领导的红军。5月,他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吸引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蒋校长这次采纳了柳维垣、戴岳的意见,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经济封锁的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以合围之法、机动之师,构筑堡垒、相互支援,层层巩固、步步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那年夏秋,蒋校长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这次“围剿”,蒋校长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作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作为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今抚州)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临川(今抚州)附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
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
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预备队驻留在临江附近,同在临江的还有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
***这边因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东北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了一片,拥有300多万人口,中央红军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基于这种分析,毛教员认为,
只要此次继续按照前面四次反“围剿”时的作战原则,中央红军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的。但遗憾的是,这次中央红军面对蒋校长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围剿”,指挥的人却是历次反“围剿”中最差劲的,就连海棠先生和朱老总都被剥夺了直接指挥权,“左”倾中央实际负责人博古把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一个名叫李德的德国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由他控制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他和博古联手,完全以“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来指挥中央红军作战。
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就连蒋校长都不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他也聘请了不少外**事顾问,但军事指挥大权还是牢牢掌控在他自北部的重要门户,其重而喻。此时全权指挥中央红军的博古和李德彻底否定了毛委员的正确军事路线,转而把苏联红军的作战模式全盘照搬过来。
所以就造成了围剿红军双方开始比烂,微操的蒋校长幸运的碰到了更烂的李德。
反“围剿”战斗一打响,他们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求中央红军必须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使得红军在国民党主力和堡垒之间疲于奔命,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结果红军拼死血战2个月,非但没能把国民党“御于国门之外,”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托李德的福,虽然**遭遇到了红军顽强的攻击,但李默庵带领第十师在按计划基本肃清了外围,为攻占苏区瑞金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