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六九年底回北京探亲时是二十个人,在家住了两个月,过了春节又回清平湾的只有十七个了。男生里有两个转到河北老家去落户,一样是插队,平原上的日子总比山里好过,又离北京近。女生中是刘溪,随父母去了干校,在南方。
又要回陕北了,母亲为我收拾行装,无论什么都嫌带得太少,挂面、红糖、荤油,想尽办法往提包里塞;一会又跑到商店去,捧着抱着回来:罐头、奶粉、麦乳精……“行啦,带多少也不够一年吃。”我说。她又在行李的缝隙间塞上巧克力,东一块西一块。
“带这么多这个干嘛!”“在山里干活饿了吃一块。”逗得我直笑:“您真该去接受接受再教育。”母亲误会了,说:“也给贫下中农尝尝嘛。”我拍拍她的肩膀,歪着头看她:“行。不会有人怀疑您的阶级感情。”“别跟我贫嘴。多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关系是没有,可下了汽车全得我自己扛。”母亲不言声了,记起了有三十几里山路要靠腿走,她又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掂来倒去,偷偷地抹眼泪。
离京的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刘溪转走的事,袁小彬还很快活。
“嘿驴奔儿,你不如去问问,没准儿刘溪她们愿意跟咱们一块儿走。”
“高!大包儿小包儿的,路上帮人家扛着点儿,你那么壮。”我们实在不完全是开玩笑。我们又都长了一岁,十八了,心底的那种愿望大约也长大了,有点要暴动似的。但是那愿望还必须以开玩笑式的语气表达,以便需要时可以声明“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第二天我们在北京站的大钟下集合。李卓来得最晚,嘻嘻哈,哈了一阵子,忽然对小彬说:“哟,对了,听说刘溪跟她们家去干校了。”
小彬先还不信,见李卓确乎一本正经,便“刷”地一下把脸色弄白。
“你听谁说的?”我问。
“郭大脸。”那家伙脸长得大,和我们一个公社插队,不在一个村。
“说明白点,”仲伟说:“是去了就不回来了吗?”
“废话。不信你们去问郭大脸。”
“他怎么知道的?”小彬强作镇静,脸上的肌肉已经绷紧了。
“他舅妈的姐姐跟刘溪的二姨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刘溪她舅妈的姐姐跟郭大脸的二姨。我没记清楚。”
“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
这时候大喇叭里开始“请到太原去的旅客上车”了。那回我们走山西,先要经过太原。车票都是家里逼着买的,我们本打算退几张,每人一张车票实在花钱太多,结果让刘溪的事给搅得上了火车才想起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晚上。”
“你去郭大脸那儿了?”
“他来找我。”
“还说什么?”
“什么还说什么?没说什么了。”
小彬无心再问,再问也是枉然。
残冬未尽,火车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走。铅灰色的天空正酝酿着一场春雪。
大家一致认为刘溪太不像话,继而又认为这人本不怎么样,长得也不过一般,个子虽然合适,可太瘦,皮肤也白得太过。“像她那样儿的多着呢。”“比她强的有的是!”
小彬呆坐着,像是没了魂儿,一会又附和着我们笑,笑得驴唇不对马嘴,以报答我们的好意。
“这事也不能怨刘溪,”有人说了句公道话。“刘溪知道什么?”
沉默了一下,大家又都埋怨小彬了。“让你早点儿给她写封信,你不写。”“我都说给你送去,你都不写。”“那回捞河柴时,刘溪直要跟小彬说话,这小子什么也看不出来,光顾着拽那只死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