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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前，市委要求每个县上报一个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候选人，由于快要放假了，宣中阳说国庆以后再议吧。郑天良觉得“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提拨前的政治铺垫，也可以为他洗刷掉在工业区改革中的一些消极传言。

一九九九年国庆中秋的假期是连在一起的，国务院一口气让全国放了七天假，郑天良在假期快结束前患了一次感冒，第二天的时候还发了一些烧，于是他就到县医院最好的病房里住下来吊水，谁知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的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总共吊了三瓶水，可收到的人参、燕窝、脑白金等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出院那天，周玉英说：“你们当官的也太不像话了，患一个感冒就送了这么多，要是患个癌症还得了。”

郑天良说：“患癌症就没有人送了，”他披上棉袄又说了一句：“你怎么整天就说这种倒霉的话，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嘛。”

周玉英说：“县医院那么多老百姓都在住院，为什么不去送心意，不去送钱？我发现你们当官的要想捞钱太容易了，患个感冒吊两瓶水就能赚三四十万，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县长患感冒就赚了三四十万，要是市长省长患感冒那还得了。”

郑天良说：“不要乱说！这些钱和东西都不能收，一律要全部上交县纪委。”

周玉英问：“营养品也要交？”

郑天良说：“全部上交，而且由你去交，这样有利于你贤内助评选。”

郑天良熬到十月八号才出院，出院前，他给宣传部长孟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的驾驶员车子出了点故障，借孟部长的车到县医院来帮我老太婆拉一点东西。他放下电话自己就走了，留下周玉英等车来接。孟强正好路过县医院，就让司机拐进去，然后让司机帮着将东西搬到车上，周玉英是抱着一包钱上车的。

孟强问开到哪里。

周玉英说：“县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