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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先是“嘻嘻嘻”笑三声，后来又“呜呜呜”哭三声。小妖向魔王解释：我笑的是，唐僧来到了咱们的地面，吃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可您老先别急着高兴，恐怕唐僧肉吃不得，因为他有一个名叫孙悟空的徒弟本事十分了得；有他保护唐僧，您老人家恐怕对唐僧难以下嘴——我的点头与摇头，就好比这又哭又笑。

你策划采访的这个话题，肯定是属于报忧不报喜的。大学生求职就业好比是魔王一心想吃唐僧肉。可有孙大圣护着唐僧呢，你想对那块肉下嘴又有多少把握？关于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有多少人为此发愁啊？

首先是家长发愁：成天公布经济增长率多少多少，我女儿又是双学位又是英语八级，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呢？大学领导、老师也发愁：我们也想尽了一切办法往社会上推荐我们的学生，可怎么就没多少买账的……相比之下，大学生、研究生们本人的愁，反而不像真的愁，有点像“怀才不遇”式的怨。网上那篇《多收了三五斗》挺有名，写得挺有意思。但这文章有一个情绪值得推敲：好像如今的大学生不走运只能怨社会形势过于急峻，缺乏必要的自省。

是到了大学生们反省自我的时候了。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我刚才听了你的那些录音，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很重要：让那些用人单位的当事人谈一谈，说一说，泄泄火；让某些自我感觉太好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看一看镜像里的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别过火，别说来说去都是大学生眼高手低不够脚踏实地。这一类“正确的废话”说多了，谁都会烦。

美国作家菲绥杰拉德的一句话说得好：“当你批评别人的时候请务必记住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你那样的好条件。”任何人都是从幼稚过来的，拿人家的幼稚说事，不是“正确的废话”又是什么呢？

你采访到的那个X总，现在伶牙俐齿地批评大学生浮躁，就好像他从来没浮躁过似的。我跟他认识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他？刚一到单位他显得挺懂事，领导讲话他掏出个小本记，开会时老员工下面说点悄悄话他对别人怒目而视。领导对他挺满意，在一次会上说：“你们这些老员工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啊——连有些新同志都看不惯你们的作为了！”

可接着他几件事不顺：竞选部门主任没成，追同单位的一个漂亮女孩未遂，再加上其他方面受了一些挫折，马上走了另一极端——变得比老员工还吊儿郎当。结果可想而知，终于在那个单位混不下去了，下了海。你说他开始的表现和后来的放纵相对比算不算浮躁？我看是浮躁到了极点！

吃了亏，学了些乖觉，然后走上正轨，卧薪尝胆，一步步青云直上，当了副总——转脸就忘了自己当初的劣迹。我不是说他不该批评新员工浮躁，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当我们批评那些属于青春共性的毛病时，别忘了菲绥杰拉德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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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

我听了一下你采访的那些案例，我挺担心：如果你照着这个路子采访下去，那么你将发表的东西不是一个剖析当代大学生问题，而是对时下青年人人生观的批判。

你做这样一个采访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想写一个用人单位和人才之间矛盾磨合的劝世性作品，那每个时代都会有相似的材料。你应该还记得别林斯基的“这一个”命题吧？你要采访的是“这一个”，“这一个”在目前而言，到底是指什么？“这一个”是近七八年来，再说长一点，应该上溯到90年代初，包括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之初中国大学生走向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老话很实用：要从本质上找原因。

翦伯赞老先生有一篇散文一开始就写：“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城，长城已经变了颜色。”而我已经好久没有再迈进大学校门，眼见得那些在我面前亮相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变了颜色”。2003年秋天我去过北京的应届毕业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会的招聘现场，我的感觉……可以说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你猜我当时联想到了什么吗？我联想到的是小时候我喝的酱油汤——很奇怪的联想是不是？

小时候用酱油膏泡汤喝，加点紫菜葱花，舍不得就这么快喝完，不断注水，那片紫菜还浮在酱油汤面上——汤水含在我的嘴里，紫菜印在我的心里。不管怎么说，那片紫菜叶的存在，让我有一种“这是一碗紫菜汤”的虚幻感。但实际上，紫菜汤的性质却在一点一点稀释、消失……

在招聘会场上看着那些烫金的、盖着鲜红大印的学历证书和文凭。我真的感觉到：那些标志着学阶、资质的证书就像当年的紫菜叶，底下的内容日渐淡薄，但那虚幻的象征还在那里。打这么一个比方：现在有一股修葺古建筑之风，红墙碧瓦，泱泱古风——可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堵红墙是怎么回事。我虽不知道现在的院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那堵墙”已经变了颜色。没有可比性的话我不说了，就文科学生的素质而言，我觉得现在成堆的硕士，可能还包括个别博士，都不如当年十几二十年前的本科生。

新来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刚到新单位的德性，一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新来乍到，目中无人，穿着休闲衫上班，不知道打开水抹桌子，不知道尊重老同志……你我都经历过这个放浪形骸的阶段，这就是所谓青春的错。

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驼子进了棺材背自然直”实在有理。就拿我来说吧，先考上清华，再读硕士，然后到武汉的一所大学教书，在学校里跟领导关系处不好，这才毅然下海谋生。如果说你把“毕业生之困境”移到前十几年去写，去采访一下我单位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问一问那个姓冒的是个什么东西；估计他们声声控诉的，比你这些个采访录音中表现得更鲜活，会更具有“典型性”。

我从学校出来，一半是碍于面子，另一半是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证明自己。我跟几个跟我差不多的朋友搞了一个广告公司，没有什么资金，就把女朋友积攒下来准备结婚的钱都投进去做“开发”了。还好，狗屎运当头，挡都挡不住，很快有了“第一桶金”。我们几个人也算是早期合理避税的理论家兼实践者，我们搞的是广告公司，注册的却是“研究所”。研究所有个好处，可以避税。半年间，就壮大起来了。再加上脱离了体制，在没有什么依赖心理，一两年内也算实现了一点原始积累。

当时公司形成了一定规模，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当时像我这种不在体制之内的企业，要从容挖人是比较困难的。那阵大学生赴深圳、海南，形成了一股“下海”“淘金”热；但是，用人体制并没有因此而有根本的动摇。许多大学生从原单位出来另找工作，还是留了一手，搞什么“停薪留职”——说到底还是底气不足。不知道有多少人白白地缴送了许多“管理费”，差不多占收入的13以上吧，到最后还得下决心辞职——这说明对个人来说，脱离体制的抉择是艰难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也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定下了公司用人原则的“约法三章”：

一、优先招普通高等院校的本科、专科生，当然研究生更欢迎。鼓励他们砸碎“铁饭碗”。有胆量辞职者发放一笔5000～10000元的安家费。

二、对于在原单位保留关系的大学和大专生，其所谓“管理费”由公司全额或部分代缴；如果他们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有愿意自行“引刀一快”同原单位了断的，公司可以按月应缴管理费数额乘以18个月工期一次性发放给这部分职工，基本上不低于给直接辞职来公司上班的人员安家费标准。

三、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者，公司绝不强留，绝不刁难；摆酒相送，友谊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