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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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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七月，位于大漠西北的名山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已经进入了初秋季节，金风微起，草木开始凋落，使本来就人烟稀少的山地更增添几许寂寞荒凉的景象。然而，随着大批汉军的到来，陡然间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变得热闹喧嚣起来。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在部将幕僚簇拥下，盘旋而上，立马山巅，颇有登高远眺，睥睨天下之感。举目望去，麾下诸军早已排列成阵，旌旗蔽日，金鼓齐鸣，车骑有序，一派威武雄壮的景象。回想自六月出塞以来，在匈奴南单于军的配合下，大败北单于军于稽落山（今蒙古额布根山），前后俘获招抚匈奴部众二十万人，穷追北单于直至燕然山，大获全胜。面对此情此景，窦大将军不免踌躇满志，于是命中护军班固撰写铭文，刻石勒功，颂扬自己出塞三千里、奔袭北匈奴、破军斩将的赫赫战绩，这就是著名的《封燕然山铭》。

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北匈奴主力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次年，窦宪趁北匈奴衰微之机，遣汉军再次出塞，与南匈奴军夹击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遁，仅以身免。第三年，窦宪遣左校尉耿夔等出塞，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围击北单于，大破匈奴军，北单于不得不率残余部众退出大漠，辗转西迁康居。至此，长期雄据漠北，不断侵掠中原的匈奴帝国彻底灭亡。

回溯往事，汉匈战争这种形势强弱的变化来之不易，是长达三个世纪以来汉匈二大民族长期反复较量的结果。在秦末汉初之际，匈奴族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击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随之兵锋南指，成为新立未久的西汉王朝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二万征伐叛将韩王信，前锋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时，被冒顿单于率精兵四十万围困于白登山（平城东北）。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此时却是一筹莫展，被困于冰天雪地之中达七日之久，方得侥幸解围。平城之战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这恐怕是汉高祖出师时始料所不及的。平城失利的阴影曾长期困扰着汉廷君臣，一时间谈匈奴而色变，不得不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之下委屈求全，实行“和亲”之策以换取边境的安宁。雪平城之耻，成为汉高祖的继承者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无数将士为之浴血奋战，埋骨于大漠，长眠于翰海。经历三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汉匈于大漠的角逐争雄，终于以金微山之战为标志而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三百多年的汉匈战争不仅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以汉为代表的农业民族首次大规模的冲突与交融，以铁与血书写下了一段沉重的历史，也为后世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重新回味一下那烽火连天、金戈铁马的战争景象吧！

第一章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一、“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我国正处于战国末期，中原七国为争夺霸权苦斗不休，而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却趁势在大漠南北悄然兴起。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但异名颇多。司马迁著《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追述了匈奴族早期的历史，始定名为匈奴。从此，这个居于我国北部边境、强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就以“匈奴”之名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之上。

匈奴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结果。在我国大漠南北广袤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息活动的基地，同时也是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冲突与战争的主要场所。根据史书记载，从远古时起，就有许多游牧民族活跃于北边大漠之上。黄帝时就曾北逐过荤粥。在夏代，荤粥与夏为邻，与华夏族有密切的交往。殷商时，匈奴传说中的先祖淳维由中原奔于北边，过着四处迁徙的游牧生活。此时鬼方强盛，成为商王朝的劲敌。商王武丁经过三年的征战，才击溃了鬼方的侵犯。西周时，猃狁强大起来，不断地进行侵扰，给内地人民带来许多灾难与痛苦。春秋战国时期，北边游牧民族被统称为戎狄。这些“戎”、“狄”，有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有的分布在大漠南北，其中除了白狄的一支建立了“中山国”之外，其余的在黄河流域的戎狄或是被各强大的诸侯国所兼并，或是被逐至大漠，与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戎狄相融合。秦汉之际，匈奴则被称为“胡”。正是在北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基础之上，匈奴族才能兴起于大漠。尽管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东胡说、西羌说、突厥说、夏人说等等，迄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匈奴族的形成．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匈奴族虽然在很早以前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在匈奴头曼单于之前，匈奴的部落联盟尚处于极不稳定的阶段。当时大漠南北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与部落，这些氏族与部落时大时小，聚散离合，由各自的君长所统治，互不辖属。据司马迁估计，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匈奴才进入头曼单于统治时期，部落联盟才趋于稳定。“单于”这一称号，就是从部落联盟时期开始的。而匈奴历史上的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就是由部落联盟会议共同推定的匈奴族的首领。匈奴族由许多部落所构成，而各部落中又包含着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挛鞮氏，单于都出于此氏族。异姓氏族中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与单于联姻。凡是遇到废立、战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决定。

在四野寥廓的大漠之上，自然条件决定了匈奴人的经济生活只能以畜牧与狩猎为主。为了追逐丰盛的水草，匈奴人常常四处迁徙，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的生活。辽阔的草原决不是和平安宁的净土，不知潜伏着多少莫测的危险。恶劣多变的自然环境，凶猛野兽的突然袭击，邻族的偷袭侵掠，锻炼了匈奴族剽悍善战、争强好胜的民族性格，也养成了匈奴人自幼就善长骑射的特长。从孩提时起，匈奴人就骑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练习射杀鸟鼠，稍大之后则追射狐兔，成年后壮男尽数编入甲骑，平时与妻儿老小生活在一起，从事畜牧生产，战时则举族而迁，随军出征，攻战劫掠。这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体制，使匈奴军队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有利则进，无利则退，没有笨重的后勤辎重的牵累，非常适合在大漠之上长途奔袭作战。匈奴军队这种特点，在日后的汉匈战争中曾经一度显示出其优势，致使汉军疲于奔命，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窘迫境地。

春秋末期，匈奴与中原汉族的接触逐渐增多。匈奴人开始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汉人也学习匈奴人的养马经验，中原铁器输入匈奴，不仅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匈奴制造锐利的兵器提倡了必要的物质保证。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中原始有骑兵，改变了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拉开汉匈战争以骑兵相对抗的序幕。到了战国晚期，匈奴与中原诸国的冲突日益激烈，与匈奴毗邻的秦、赵、燕三国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公元前312年，匈奴铁骑驰骋于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之下，严重威胁到位于楼烦之北的燕国的安全，迫使即位未久的燕昭王卑礼下士，问政于谋士郭槐，图谋富国强兵之策。公元前265年前后，赵将李牧统率大军驻守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防御匈奴。李牧是赵国著名的将领，长期生活于北境，深谙匈奴灵活机动、擅长突袭的作战方式。因此李牧善待士卒，勒习骑射，严明军纪，禁止部卒轻易出击。而匈奴却以为李牧怯懦畏战，气焰愈盛，屡屡逼近赵国边境劫掠。面对匈

奴咄咄逼人的攻击，李牧审时度势，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歼灭匈奴十万余骑，匈奴残部狼狈北窜。其后十余年间，匈奴再也不敢逼近赵国边城。李牧抗击匈奴，是汉族与匈奴首次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中原农业民族以防御为主，步兵、骑兵联合反击为辅，抗击游牧民族骑兵突袭的一次成功的战例。然而必须看到，此次战役虽然给予匈奴以重创，暂时遏制了匈奴入侵中原的攻势。但是赵军毕竟没有能力继续出击，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何况中原各国在秦军锐利的攻势之下，朝不虑夕，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北击。燕国太子丹为了抗御秦国，甚至与大臣鞠武设谋，命秦国叛将樊於期与匈奴联系，策划共同对付秦国。只是因为后来秦军进展迅速，这一企图才没有实现。

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当时头曼单于的王庭设在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一带），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古时称为河南地的河套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诸雄，一统中原，结束了二百多年来战国纷争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在秦朝的北境，则受到了来自匈奴方面的严重威胁，尤其是匈奴控制的河南地，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像一个楔子一样插入中原，将秦朝的北部边境撕开了一个缺口，不仅与之相邻的云中、雁门、上郡等边郡处于匈奴铁骑的直接攻击之下，而且遥遥威胁着秦朝的都城咸阳。

对于这样严重的威胁，正处于事业顶峰的秦始皇是决不能容忍的，秦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而夺取河南地，必然是秦始皇用兵的首选目标。

公元前220年，即秦统一的第二年，秦始皇首次巡视边郡陇西、北地，亲自部署北部防御事宜。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二次巡视北境，从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返回都城咸阳。而此时奉秦始皇命入海求仙的燕人卢生等人空手而返，或是因为害怕严酷秦法的处罚，或是已经揣摸到了秦始皇欲击匈奴的心理，所以卢生等人就编造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言。这一谶言，更加坚定了秦始皇出击匈奴的决心。同年，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统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蒙恬出身于军人世家，祖父蒙骜、父亲蒙武均为秦国著名的将领，为秦的统一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蒙恬本人也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因为破齐有功，官拜内史，是秦始皇最宠信的爱将之一。蒙恬自出军以后，一路进展顺利，于次年将匈奴人逐出黄河以北，收复了全部河南地，并于第三年筑三十四座县城（一说为四十四县），临河为塞，征发戍卒驻守，保证了河套地区的安宁。此后，蒙恬居于上郡，统率北境全部守军，威镇匈奴。

蒙恬攻取河南地，对匈奴的打击十分沉重。河南地长期受到黄河水的浸润灌溉，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温润，不仅是一个天然的良好牧场，而且也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被迫放弃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向北退却七百余里，远走漠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寒冷的水草瘠薄之地，对于匈奴人生计影响之大，不难想见；但是慑于秦军的强大声势，匈奴人只能是心不甘而力不足，不得不举族北徙，暂时躲避秦军的兵锋。“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指匈奴骑兵）不敢弯弓而报怨。”汉初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这句话，正形象地反映出匈奴这种矛盾的心态与窘迫的境地。

但是，蒙恬夺取河南地的辉煌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一代雄主秦始皇的谢世，昏聩无能的胡亥篡夺了帝位，蒙恬被迫自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北部边防顷刻间瓦解，戍边士卒四处逃散，匈奴趁机南下，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重新夺取了河南地。继秦而立的汉王朝，则成为匈奴人“南下而牧马，弯弓而报怨”的对象，为日后汉匈战争中围绕河南地的争夺埋下了伏笔。

二、北边防御体系的确立

从甘肃的嘉峪关起，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犹如巨龙出世，穿过广漠的戈壁，跨越千里草原，依托着层峦起伏的崇山峻岭，傍邻着水流湍急的巨河大川，蜿蜒而东，直至渤海岸边的山海关，这就是全长六千多公里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里长城，是秦时修建，经过历代补修重建，至明代全面整修的明长城，她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秦长城无论在走向上，还是在始迄点上都有所不同。随着悠悠岁月的侵蚀，当年曾经耗费了无数生命财产而修筑的秦长城已经无法一窥全貌，但她所遗留下的残垣断壁，仿佛是一部无声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驰骋想象的空间。

在战国时期，匈奴在大漠南北崛起之后，就给中原各国带来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与匈奴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如何巩固北部边防、抗击匈奴人的侵扰，更是摆在三国君臣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长距离突袭的作战方式，其来势如急风骤雨，退时如烟消云散，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突然性，常常令对手猝不及防。匈奴铁骑所至之处，伐庄稼、夺牲畜、掠人民，给各国沿边百姓造成极大的痛苦，但防御匈奴的突袭却又极其困难。对于处于防御方面的中原各国而言，戍守边境士卒太少，则无法击退匈奴的进犯；集聚重兵驻扎边境，不仅粮秣转输、后勤补给十分困难，而且其时各国之间频繁爆发生死大战，客观形势也不允许各国这样布署兵力。何况在漫长的边防线上，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匈奴突袭的目标，使防御匈奴的侵扰变得更为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依托险要的地势，构筑起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是有效地防御匈奴骑兵突袭的可行方式。因此，当时秦、赵、燕三国相继修建长城，以抵御来自北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扰。

赵国是战国时期最早修筑长城的国家之一，在赵肃侯（公元前349年～前326年在位）时就在赵国北境始筑长城。其子赵武灵王继位后，为了抵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侵掠，着胡服，习骑射，国势逐渐强盛，北破林胡、楼烦，将匈奴等游牧民族驱逐出阴山以南，随后修筑长城，东起代地（今河北蔚县），依傍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南麓迤逦而西，至高阙（今内蒙临河之北）止，全长约二千余里。沿长城一线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郡，驻兵防守，有效地遏制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侵掠的势头。赵孝成王时，名将李牧就驻守于代郡、雁门一带，以长城为依托，大破匈奴军十余万人，充分显示出长城在防御匈奴侵扰方面的巨大作用。

燕国在其北境也修筑了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在战国后期，燕国贤将秦开作为人质入“胡”，深得胡人首领的信任。但是秦开回到燕国后立即率领大军出击，大破东胡，迫使东胡人退却千余里，后来燕人在其北境及所新占土地上修筑长城。燕长城西起造阳（约在今河北宣化北），东至襄平（约在今辽宁沈阳以东），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国在昭王（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