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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

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张和尚执业证书（度牒），价值三万元到十五万元人民币不等。

赵员外送的这份礼确实不轻，鲁达又怎么能拒绝呢？

五台山从此多了一名花和尚，鲁达也有了一个新名字——鲁智深。

五台山的日子无风无雨，当然也没有酒，更没有女人。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忍受不了那份孤寂。

山空，他的心却不空。

他的脑子也不空，有时会想想在西北的峥嵘岁月和那些兄弟们，有时会想想貌美情深的金小姐。

于是他的肚子也不空，常常用来装酒，有时也装点狗肉。

于是，鲁智深成了最惹是生非的花和尚。

最后，主持智真长老失望了，对鲁智深说这是清修之地，容不下你了，你走吧！

鲁智深迷茫地对智真长老说，天下之大无我容身之地，我能去哪里呢？

智真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你的调动文件。

鲁达接过信封，他识字不多，但信封上有四个字他还认得——大相国寺。

一

作为中国汉传佛教十大名寺之一，大相国寺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这片地就是当时魏国都城大梁城的黄金地段，曾经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公子无忌的私人府邸。西汉时，据说梁孝王刘武曾在此筑台奠天，祈祷自己的亲哥哥刘启早点归天，自己也穿两天龙袍玩玩。北齐时这里正式成为了佛家的地盘，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建起了寺院，初名为建国寺。

后来建国寺在战争中毁于战火，在唐初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住宅，后来一名叫慧云的和尚用募集的钱买下了这个宅园，再建建国寺，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因以相王即位，故赐建国寺“大相国寺”，建国寺由此改为大相国寺。

在唐朝，大相国寺便声名在外，吴道子、石抱玉、李邕、韩干等书画名家都在大相国寺留下过墨宝。在当时，这里也是著名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日本僧人空海来中国留学，曾长期居住相国寺。在这里空海专门学习佛法和文字，并突发奇思，参照中国汉字的草体偏旁为日本人创造了名叫平假名的日文字母，对日本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随着赵氏兄弟在开封建立北宋帝国，大相国寺也迎来了它辉煌的顶点，多次重修扩建，到宋徽宗赵佶时已占地五百余亩，绝对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寺。

北宋时期的大相国寺，是赵氏王朝的皇家寺院，每逢皇帝生日，文武百官都要来此举办道场，给皇帝庆祝生日。除此之外，地处繁荣东京中心地段的大相国寺还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除了佛教圣地的身份，大相国寺还演变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这里每个月都要举行五次万姓贸易集会，和尚也有商业头脑，于是寺中设置了很多摊位出租，经济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调到东京大相国寺，就相当于从山西五台县台怀镇镇政府一下调到北京崇文区区政府，鲁达因祸得福了。

由于每天要会见众多来往国际友僧、皇族王公、达官贵人、商贾香客，智清禅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考虑安置这个五台山师兄推荐来的和尚，大相国寺经费太多，多养一个鲁达实在是小菜一碟。至于安排智深和尚做啥倒是个难事（智真长老在书信里提及了鲁达是个什么货色），智清禅师想了想说，智深你去守那片废园吧！

地处繁荣东京的相国寺商业中心，怎么可能会有一片废弃的菜园子呢？

是的，废园，那里确实有一个无人敢居住的废园。很多年以后，人们都记得鲁智深在那里倒拔杨柳，而没有人再想起，之前这里曾经燃起了怎样的一把火？

狄青在官拜枢密使后不久，把家搬到了大相国寺旁。

为什么把家搬到大相国寺这样喧闹的商业繁华地带，《宋史·狄青列传》上的官方解释是，那两年东京频频发生水灾，狄枢密使老家被水淹（不知道文宰相、欧阳大人他们家为什么就没事），最后没有办法，只有迁往大相国寺。

这一说法经不起考据。史载，大相国寺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两次因水患而被毁（一次在唐朝，一次在明朝），可见这里也并不是避水患的好地方。

狄青避的恐怕不是水祸，而是人祸。当年，唐朝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后，害怕朝中鱼朝恩等专权宦官的诋毁和中伤，特意把自己的府门终日大开，允许平民自由进出，便于朝廷监视。大相国寺是商业繁华区，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住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容易见光遮不住（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谁还搬来这里呢），狄枢密此举与郭大元帅有异曲同工之处。

狄枢密不知道的是，北宋帝国的文人们，比唐朝的太监们有才多了。

现在有一种很错误的说法，认为狄青是北宋时期唯一一个做到枢密使的武将，准确地说，狄青应该是唯一一位从行伍配军出身而从士兵升到帝国军事首脑的武将，而在帝国做过枢密院一把手（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等）的武将，还有吴廷祚、李崇矩、曹彬、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赵镕、周莹、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杨崇勋、王德用、夏守赟、王贻永。

加上狄青，一共有十八位武将曾经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北宋帝国一共产生过七十三位枢密院正职，文武官员在这个位置上的比例是55：18，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4。6％。

有点寒碜，但看起来还不是最惨。

再换另一种算法算下，我们会更清楚一点：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八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文官则是三十一，文武比例为31：18，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6。7％；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中，共有二十八位文官担任枢密院一把手的位置，而武将则为零，文武比例为28：0，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0％。

坐在北宋帝国枢密使位置上的武将，狄青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

如果把枢密院副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纳入统计范围，又以狄青为一个点，从北宋帝国开国到狄青死前的九十七年历史中，共有十九位武将坐在了枢密院副职的位置，文官则为六十六人，文武比例为66：19，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22。3％；而从狄青死后到帝国灭亡的后七十年，共有四十九位文官在枢密院副职的位置上任职，而武将则为二，文武比例为49：2，武职出身者占总人数比例的3。9％。而在后七十年的北宋还能挤进枢密院副职的两位武将，第一位是西北名将范仲淹的爱将郭逵，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6年）任同签书枢密院事，时间约一年零五个月左右，但当时郭逵长期镇守西北，事实上没到枢密院上过一天班。而第二位则是第三代种家军的领军人物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接到同知枢密院的任命文件时，已经是帝国灭亡的前夜，金人已经兵临城下围困开封，而几个月后老种经略相公也病死了，他估计也没有在枢密院里上过一天班。

很负责任地讲，狄青之后，北宋帝国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枢密院就对武将们关上了大门，当然这也是北宋整个帝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