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点点,图像又不清楚了,蔡伯嘟哝着弯腰拍了拍老掉牙的电视机,还没直起身就听拴在外面的狗汪汪叫起来。平时这狗懒得很,没有生人来,打也打不叫的。
蔡伯探头从窗户望下去,一辆出租车正从斜坡路口掉头离开,还真是有人来了。
楼下铁门链锁的响动印证了这一点,蔡伯踩着嘎吱作响的旧楼梯走下去,扬声问:“谁啊?”
没有人回应。
蔡伯走近大铁门,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外边,仰头看着门柱,手插在牛仔裤兜里,看得太入神,直到听他又问了一声,才回过头来。
“请问,这里是桃苑路一号吗?”
“门上不是写着吗?”蔡伯一指门柱上锈迹斑斑的牌子,“就是这儿,你找谁?”
“那,以前的薛公馆是不是这里?”
“什么馆?”蔡伯耳背,没听清楚。
年轻人想了想,“我是问,您知道以前住这儿的人家姓什么吗?”
“那可不知道,这里住过的人家多了,我哪知道都姓什么,”蔡伯摸着刚剃光的头顶,“甭管你找哪家的,都不住这儿了,前年就搬迁了,就剩下我一个看门的。”
“我不是问前年,我是问五十年前,住在这里的是不是姓薛的人家,或者姓沈的。”
隔着一扇铁门,正要转身的蔡伯闻声掉头,瞪眼看着门外的年轻人,“怎么,你也是来问五十年前住这里的薛家?”
启安如释重负。果然是这里,听上去,在他之前,有人已经来问过了。除了他,除了她,还有谁会寻到这里寻访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姓氏?不过区区五十年,薛公馆的名字早已湮没,生锈的白铁皮门牌上刷过蓝漆,只写着普普通通的门牌号。
启安笑了,对蔡伯眨了眨眼,“难道有很多人来问过您?”
铁门锁链哗啦一声,蔡伯开了门,狐疑地打量他,嘟哝道:“很多人倒没有,这地方已经一两年没人来过问了,说要拆迁又拖着不动。昨天刚有个女娃来过,今天又来一个,你们搞什么名堂,这地方到底还拆不拆了?”
跟在蔡伯身后的大黑狗围着启安嗅来嗅去,仿佛对他很感兴趣。
启安弯下身子,拍了拍大黑狗的脑袋,答非所问,“老伯,你在这里看门有多久了?”
蔡伯想了想,“两三年吧。”
启安仰起头,“那你怎么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主人姓薛呢,是昨天那个女孩告诉你的?”
蔡伯含糊哼了声,没有搭理,目光越发狐疑,“你问这个干什么?”
启安笑了笑,“那女孩有没有告诉你,她是谁?”
“没有,”提起这个,倒勾起蔡伯好不容易按捺下去的好奇心,“我也正奇怪呢,那女娃问东问西,在房子里转进转出,我问她是谁,她却说是来考察的……我倒听说过,这地方以前住过大人物,可已经荒了好些年,还考察什么……我就琢磨这女娃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说这儿有什么好考察的?”
蔡伯一面说,一面眯着眼打量启安,说话间已领他走进庭院,站在一片荒芜丛生的空地上,指着面前破败得几乎已看不出昔日青瓦、灰墙、白柱样貌的小楼,“喏,这就是你说的薛公馆。”
黄昏时分,笼在淡淡金晖下的破旧小楼像一幅斑驳脱落的油画。
远处天幕下,次第拔起的高楼大厦和空中远远几个黑点似的风筝,做了它的背景。
新的很新,旧的已旧,西沉的日光将旧屋的影子巍巍投下,像是挤压在时光缝隙里最后一缕将散未散的叹息。二楼窗户早已没有玻璃,剩下一个个空空的黑洞,有几处用旧报纸勉强糊上,一扇残破的雕花窗框摇摇欲坠。二楼廊上堆放着几样旧家具,烧煤的铁皮炉子就在檐下,将半面墙壁熏得黄黑。檐下牵着横七竖八的电线,几只麻雀立在上面,一动不动看着院子里的人。
“这里前几年还住过人?”启安有些难以相信。
“住了七八家人,新中国成立后这房子就被征用了,后来分给一个工厂做宿舍,一直有人住,到前年这一片拆迁,住户才迁走。本来这房子也早该拆了,有人去街道反映,说老房子要保护,街道反映到区里,区里说先缓缓,不急着拆,安排我来这里看门,一缓就缓到现在,还是没动静。”蔡伯人老话多,平时不容易有人来说上几句,絮絮叨叨打开了话匣子就合不上。
他指着院子里突兀立起的一排红砖工房说:“这里原先是一大片桃花林,一直到那边山坡上都是,开起花来,漫坡漫野。可惜后来全给挖了,修了个蓄水池,又盖了工房给拆迁工人住,现在拆迁的人走了,就是我一个人在住。”
启安默默地点头。
蔡伯却叹息,“这一片桃花林要是不挖就好了,我老家的桃花也开得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