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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活力（5）

是啊！20多年来，有多少不认识她的人批斗她，揪她，推她，关她，所以她才有这样的回答。我走到她的身边悄悄说：“我是刘真。”她一把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另一只手关上了电视，又拉着我去拉开了窗帘，亮了。我告诉陪同我的人和司机说：“你们回去吧，晚上来接我。”

我们谈起来，有多少的话要问，要说呀。她告诉我：“从前我总是没有时间，在狱中我可有了时间认真地、系统地读读马列主义了，越读越想读。”她还告诉我：“一年一年长期没有人和我说话，我怕我不会发音，不会说话了，我常常背诵唐诗，用诗，自己对自己说话。”当她告诉我她正在完成长篇小说《母亲》时，我更加认识了她，她是多么的顽强啊！这就是她的起飞，飞翔。在一切苦难中，她的灵魂更加净化，升华了。这是多么难以作到的事情，多么难得的精神境界呀！当她谈起她在北大荒喂鸡的生活时，对那种劳动，和那些能够为社会增加些物质财富的小生命，她充满了乐趣和留恋之情。这都是和她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分不开的。

她平了反后，组织上让她住进北京友谊医院的单人房间，去全面检查身体。我去看望她，她对我说：“在这医院里不如在文化部招待所，在文化部招待所不如在嶂头村。”她所怀念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和人民在一起生活，同甘共苦。

她常告诉我们，认识人时不要那么简单，写人时不要粗糙。她的作品，那怕是一篇短散文，在感情上，艺术上，都是过细的，都是认真讲究的。

杜鹏程：丁玲献身人民，毕生永不懈怠。人民是丁玲心头的一盏明灯，它引导着作家全部的生活实践和创作、评论活动。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就单株养分来说常常比不上盆栽，只是因为它和大地相接，有“地气”的养育，那茁壮与茂盛才远不是盆栽能够赶得上的。提高“单株”的思想、艺术、知识素养，增加具体的生活积累，对于创作的重要，这是许多人都懂得的，重视的。但“地气”对改变作家的质地，保持作家内心的人民的本色，却未必人人都重视了。在这一点上，急功近利很有害。“地气”对作家的影响，是内在的，默化的，全方位的。这是它的重要之处，也正是它常常不被重视之处。

在窘境中，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向他们学习，还比较容易；在顺利的时候就比较难；要毕生和他们“不隔”，不断将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创造活动——即生活的一部分交给他们，终于成为他们中毫不特殊的一个，那是很难很难的！丁玲正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敬仰。

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世纪，这就是丁玲。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丁玲今年80岁了。她是著名的老一辈作家，又是我校中文系名誉教授，为了隆重庆祝她的八秩寿辰，校系两级领导决定给她开个创作讨论会，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和作家前来参加，共襄斯举。

1979年“七一”前夕，丁老写了一篇题作《“七一”有感》的短文，其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个新归队的小兵，将振奋我的永不消逝的活力，向同志们学习，刻苦努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我觉得这“永不消逝的活力”一语，真是画龙点睛，把这位老革命作家一生的精神面貌十分准确地勾勒出来了。

丁老一生坎坷，除中间20年外，走的是一条难以想象的困苦道路。明朝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曾经把古今文人的命运归纳为九种：贫困、嫌忌、玷缺、偃蹇、流贬、刑辱、夭折、无终、无后，统称“文章九命。”丁老在这九种中差不多占有了一半以上，这是什么样的遭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作家一般总是薄命的，众所周知的蔡琰、李清照等是其中的代表，但她们的厄运似乎比丁老还少一些，还好一些，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仔细寻思古今中外的作家有这样奇怪的命运的，丁老而外，怕也只有西班牙的伟大小说家塞万提斯可与比肩。塞万提斯是个绝顶的硬汉子，什么暴力都不能使他屈服。丁老也是如此，当胡也频同志被反动派捕杀的那些日子里，她以少妇之身奔走营救，历尽千辛万苦，直到确实的凶信传来时，始终没下一滴眼泪，没露半点乞怜的颜色，而只有在前来慰唁的革命前辈面前才“疯狂地痛哭了。”她哭的还不是自己可悲的遭遇，而是年轻有为的也频死得太可怜了。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地区，受尽奚落歧视。十年内乱中，更火上添油地横遭各种不堪言状的非人待遇，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振翅飞翔”，坚持到底，决不示弱，就像她自己所描绘的：“我这棵小树并没有枯掉，仍然在风雨中站着。”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在中国古代女作家中是找不到的。

永不消逝的活力（6）

古人有言：“文如其人。”文品与人品之间虽不能简单地划个等号，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无论如何总会反映在作品风格之中。丁老的性格，除了刚强之外，还有刻意求真，决不因怕触犯忌讳而回避生活真实这一特点。她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早期的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期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都成为人们批判她的好材料，甚至成为给她戴上“叛徒”帽子的好证据。关于前二篇作品，年纪大的人都知道这些是反映“五四”时期刚摆脱了封建礼教枷锁的妇女们的苦闷心情的，当时的确有过这样的妇女，虽然人数还不多。作品写得很有力量，尽管还有些不足之处。

丁老从二十几岁起开始写作，一出手便显示惊人的才华。她的语言风格是多样的，修辞学书中所标举的“八体”（简约、繁丰、刚健、委婉、平淡、绚烂、谨严、疏放），几乎都可从她的作品中找到范例。我不想细谈这一问题，我要指出的是，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主要不是靠人为的努力，而是靠她心中蕴藏着的两股天然的活力，即光与热。光是理智之光，热是感情之热。凭着这两股力量，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不同风格去表现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丁老是小说家，但也擅长写散文。丁老的散文作品，依我看，以《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牛棚”小品（三章）》和《我所认识的翟秋白》三篇为最佳。第一篇是纪念胡也频同志的，情真语切，血泪交迸，在我国文学史上只有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可与比肩。第二篇以绝顶伤心的人话绝顶伤心的事，是血泪文章，也是春秋史笔，燃犀照怪，永垂鉴戒。第三篇记一个有巨大才华的革命家的一生，不隐讳其缺点，但也敢于替他辨###曲，真可谓不负死友，作者的胆识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格外鲜明。在上述最后一文里，丁老郑重宣告：“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一个年登大耄、艰苦备尝的老人有此勇气和活力，实在令人钦佩。

厦门大学的丁玲创作讨论会开了7天。在6月20日下午的闭幕会上，丁玲作了长篇发言。她说：“我得知一些同志在讲话中对我的赞誉，我很不安。昨天有同志问我过去怎会想起写文章的？我回答说：我当初没有想过，原来根本不曾想过要当作家。在座的徐霞村先生可以证明吧。1926年我在北京，徐先生等和胡也频搞无须社，我是不置一词的。当时无须社有于赓虞等一些作家。那时，年轻一些的作家都走了，南下了，留在北京的有沈从文、胡也频、于赓虞等人；女作家有黄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等，他们经常聚会。徐先生那时到法国去了。我从不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我没有想要当作家，我没有想要挤上去。我只像一个新战士，想投奔革命。因为，我先前在上海曾经有很好的条件，我的很多老师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有的要介绍我参加党，参加团。当时我很幼稚，我不愿意做一个浅薄无知的人，我想先读一点书再说。后来我到了北京，与他们失掉联系，他们都上广东，参加北伐战争去了，想找也找不着。没有办法，我搁浅在北京的沙滩上，非常苦闷，这才拿起笔来。后来在上海，胡也频参加左联，我也参加了左联。后来，1932年，也频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以后，我认为我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战士，踏着烈士的血迹，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只顾冲上前去。结果我就冲上前去了。

“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可以坐下来写文章。我很想写一部农民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我把写作放下了。全国解放了，我留在北京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这以后的情形，我就不讲了。现在有的老朋友问我，你到底下去劳动了，你是什么心情呵，是否感到有委屈？我说我参加劳动，没有感到委屈。过去也劳动，在延安也参加过劳动嘛。劳动有什么不好呢？什么人都应该劳动，那么多人都在劳动，为什么我不能劳动呢？在人人都参加劳动的单位里，我坐在房子里是很不安的。我那时的想法也很简单，我想，多则二三年，二三年后我再回党里来，就可以写作。过去也有很多人被开除党籍，也有的是错案，改正以后不就回来了吗？我们下去几年，有什么了不起呢！哪里晓得一下去就是20多年！20多年来，我在底下劳动工作，做家属工作，做群众工作，觉得也有好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更倒霉了，活下来都很困难，自然不会想到写作。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在铺板上摆着。摆什么？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鸡舍，那个地点是运动场；要用多少人；饲料队，打鱼队等。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最为难的时候，我就想：如果陈明每个月能够拿60元或80元的工资，我就靠他吃饭，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把没有完成的小说写一写，不管写得好不好。藏之名山，没有名山就藏之抽屉里，将来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等我的儿子或孙子们帮我拿出来出版罢。

“在座的同志中也都常常关心地问我：你在南京怎么样，你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在那里为什么拿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国民党不杀你？你为什么那么‘自由’呀？现在我要写，我要把这一‘谜’揭开，让关心我的同志们、朋友们放心。我要写的另一本书是《风雪人间》，我要写我在北大荒的12年，加上坐牢的那5年。我要写我所遭遇的风雪，和我感到真正的人间温暖；就是因为有人间的温暖，才能抵抗住这样的风雪。这次你们讨论我的创作，给了我很多夸奖，我是受之有愧的。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也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无非就是一个当兵的，当了一辈子的兵，是文艺战线上的战士；需要战斗到什么时候，就战斗到什么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兵。前两天，有一个同志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但是我不想当将军，我怕当将军，当将军太麻烦，我没有那样的兴趣，我永远是普通一兵。你们讲了很多好话，我听了除了惭愧以外，没有什么太多的欢喜。但是，我感谢你们，我觉得你们说我的好话，着眼点不在我个人，着眼点是在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学道路，在我们党的文学事业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以后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绩了，因为我已经80岁了。你们把80岁当好事，我们把它当坏事。如果现在我是70岁，60岁该多好？80岁，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很短了。你们祝愿我长寿，怎么能长寿呢？长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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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作品（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3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历史的误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时间最长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幽禁在南京这段事实。陈明回忆说：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前几年，康生就蓄意在这段本来已经很清楚的历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脸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当时曾为此事去枣园见过毛主席。丁玲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爽朗地笑着对丁玲说：“你逃出南京国民党监狱，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来，你到保安我就写了一首词欢迎你嘛！你还记得么！‘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嘛！是党设法营救你出来的，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组织部找陈云同志谈谈就可以了。”毛主席还曾对丁玲说过：“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丁玲不解地问：“我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风马牛不相及。”后来，丁玲才弄明白，原来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锅”。1979年，有关方面为错定丁玲是“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错划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她的党籍。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务绑架关押的这段事实，尚未作明确结论，留了一条不长不短的尾巴。

关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读者，在多少次交谈中，在电话中，在书信中问起这件事，都替她鸣不平，希望她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国内外读者。她感动，她感激，但她对陈明说：“这些年来，有人向我头上泼了不少脏水，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宁可受委屈，党还没有为我这段历史做结论，我就不能背着党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纠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央现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为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去麻烦中央，我相信会很快得到公正的解决。”

丁玲刚从厦门回到北京，就有喜讯传来。她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中央书记处已批准，正式发文，彻底恢复她的名誉。随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签发的、印着“中央组织部文件”几个鲜红大字的文件。捧着它，丁玲的双手，在微微地抖动。

她十分郑重地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一行铅印的大字展现在她面前：“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读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颗跳动的心在读。她几乎是屏住呼吸，读着党中央给她做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194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接着，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评价：“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