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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例述评一（第1页）

考虑一处实际的或可能的战区，或一片预设的战场，第一要点是确定哪一个或哪一系列位置能凭借天然条件控制该战场或战区的主要部分。一个研究者，如果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传授给他人，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对于战区或战场控制能力的来源。

奥地利的查理大公[1]在研究自莱茵河以东至波西米亚、自瑞士和蒂罗尔河向北直至美因河地区，以及稍远的日耳曼广大战区后指出，多瑙河从乌尔姆流经雷根斯堡这段地区，不论武器样式或是战争形式如何变化，两千年以来，一直都是控制奥地利的军事要地。谁能牢牢控制这段区域，谁就能夺得整个战区。查理大公以事实为依据证明这一论点。这一段区域对整个战区具有决定性影响，原因为：这段河流两岸峡谷陡峭尤其难以渡越，成为军队自由运动的障碍，尤其是乌尔姆至雷根斯堡渡越难度极大。这段河流处于多瑙河中段，不仅居于战区的北部和南部中间，还居于两军阵地的东西战线中间。雷根斯堡距波希米亚同乌尔姆距莱茵河相差无几。两军对垒，谁能越过这段障碍，谁就能拥有绝对优势，而无法横渡者如果将其兵力分列于两岸，那么兵力就难以会合。

除了险峻的自然条件，这段河上还有很多桥梁，一些桥梁结构坚固并重点布防。各点之间，均可沿河道连接，又有道路贯通南北。奥地利的国家交通路线，军队和辎重必经路线，都靠这些桥梁交汇。从弗兰西斯一世[2]和查理五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至查理大公和拿破仑时代，三百年间，奥地利和法国为了争夺各种利益，力图控制这些分布在该地区的日耳曼诸邦。这些政治角逐往往最后演变成战争，这个战区也就成了众多军事原理的试验场。

不要忘了，查理大公是拿破仑时代最杰出的奥地利军事将领，在那个时代，他的军事天才堪与拿破仑并论。但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似乎并没有与拿破仑一样有名。1809年，查理大公历经苦战，最后还是输给了卓越的军事天才拿破仑，因而光荣退隐了。但是1796年，查理大公曾驰骋多瑙河从乌尔姆流经雷根斯堡这一战区，并立下了不朽功勋。在这次战役中，他果断地调动部队，击败了分别由儒尔当[3]和莫罗[4]指挥的两支法军。儒尔当和莫罗都是出色的将领，他们分率的两支法军数量总额远胜于奥地利军队。两位法国将领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儒尔当率军向多瑙河以北开进，莫罗率军向多瑙河以南前进，于是军队就被分割了。查理大公却引兵往后，扼守要隘。他利用多瑙河的天险，快速引兵击败了儒尔当的北路敌军，并将敌军赶回莱茵河，而此时，莫罗发现查理大公正在他自己后方和翼侧虎视眈眈，面对着占有优势的敌人，孤军作战的莫罗只好撤退。撤退时，莫罗没有沿进军路线返回，而是穿过黑林山在南格和布赖萨赫渡过莱茵河，因此并没有返回出发地斯特拉斯堡。

1809年，查理大公再次在这块地区作战，他的对手是拿破仑。此前，法军曾在多瑙河流域进行过两次重大战役。一次是著名的霍恩林登之役，由莫罗指挥；一次是著名的奥斯特利茨之役，由拿破仑指挥。两次战役，都以法国大胜奥地利，奥地利军队惨败为结局。这段战区对奥地利命运以及欧洲局势都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而查理大公尤其重视。查理大公的军事能力，多瑙河战场对他的重要性，他指挥战争时所获得的真知灼见，他对自己和别人的失误的公正评断，都是以这个著名的历史战场为依据。这些例证都证明了查理大公的论点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著名军事学家和评论家若米尼指出查理大公的战略观点后，查理大公才名声大振。若米尼编译了查理大公的著作并加以注释，有些注释表明他对查理大公的见解是十分赞同的。

我曾经在课堂上用详细例证来表述1796年战役中的军事运动，我也曾通过示意图介绍战役紧要时期几支军队所处的位置和军队的数量。现在不用这样详细地阐述了，只要在地图上用线条标出每支法军前进距离，以及北路法军撤退时双方部队的位置，就可以一目了然。儒尔当率领北路法军撤退后，南路法军仍然继续向前，直到莫罗得知儒尔当已经撤退，他才意识到他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他立刻停止前进。儒尔当还未退至莱茵河就停止了后撤，他的部队因为战败和撤退而士气低落，一时间无法牵制查理大公。查理大公继续向南准备截击莫罗。莫罗只好紧急后撤，还未赶到莱茵河，奥地利已经在莱茵河上游准备迎战了。他只好回师向南在布赖萨赫渡河，无法重返出发点斯特拉斯堡。

以下四点极为重要：集中；实现集中的方法，诸如多瑙河流域的中央线；中央位置所提供给军队运动的内线；交通线对作战成败的影响，诸如莫罗被迫后撤。让我用历史实例来说明它们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为了详尽阐述，我将从比1796年之战还要早一百多年的战争中引出实例。该实例的特点比查理大公那场众人皆知的战役更为突出，这个实例不仅可以使陆军运动和海军运动互相对照，互为佐证，还可以介绍协同作战。它的明显特色在于，兼具陆军和海军特色，完全可以称其为基于陆、海军各自条件而构成的联合态势。这些战役，可称为陆军、海军的联合作战，这种联合表面看似并不明确，仔细分析才看得出。之后，我将简述1652—1654年英荷两国之间的海战。仅是这次海战，就能详细说明诸如集中、中央位置、内线等课题。

这些实例为：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陆战；1635—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的陆、海军混合[5]；1652—1654年英荷海战[6]。

感谢科贝特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后两个实例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一些建议；我还要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著作为海军增添了极有价值的篇章，同时他的著作也为海军史增加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科贝特在这本著作中，不断地介绍了致使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事件，说明了英国以地中海为稳固基地成长为地中海强国，进而指出地中海上的英国优势海军，有助于英国陆军在陆地上的发挥，从而影响事件的总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涉及时间为1600—1713年。我将会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内的众多事变，大部分内容主要为1630—1660年这三十年间的事变。在这一时段，欧洲的主要局势为：直至1640年，英国的实力因为国王同议会互相争斗而被削弱，已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与奥地利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时的奥地利还统治着日耳曼地区和西班牙。

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的斗争是1618—1648年著名的三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分，战争波及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根据其特征，这场战争应该属于宗教性质。然后，究其根源，这场战争其实是两个皇朝之间的政治斗争。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都虔信罗马旧教，两个皇室斗争缘于奥属日耳曼依靠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支持不断加强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联合依靠西班牙的金钱和日耳曼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16世纪，著名的查理五世也曾一手操纵了这样的联合。针对这个情况，阻止这种局势重演成了法国的国策。阻止奥地利扩张的国策，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定，而且得到了黎塞留[7]的支持。为此，法国联合新教国家，如瑞典、荷兰[8]以及众多地理属北欧的独立的小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它们标志着主宰了一个世纪的宗教联合向政治联合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克伦威尔1650—1658年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开始的，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带有宗教目的色彩，深受宗教影响。

对于依附奥地利的国家，法国居于二者中央位置，国力还比这两个国家都强。所以，法国将它们隔离使其无法互相增援。这种态势对于军事研究人员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又是引人注目的。在所有的类似的实例中，永恒不变的是原理，因为其运用环境不同，例证因而呈现出新花样。这时候的法国所面对的局面，尽管环境有所区别，其原理其实与1796年查理大公面对分列于两边的儒尔当和莫罗的那种局面一样。法国也有相当于多瑙河一样的天险：热那亚、米兰和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等一线。起自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就从属于这一线：从西班牙一方可通达荷兰；另一方可直通热那亚。

甚至不用查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如果西班牙与法国交战，那么西班牙的部队和物资只有通过海路运输到达奥属日耳曼。法国国土横亘于西班牙与奥属日耳曼之间。法国东部边境大体以莱茵河为界，东部边境以外，西班牙在北海控制着荷兰，在意大利控制着米兰大公国。法国若想到达米兰，则必须通过热那亚，但是热那亚已经与西班牙结盟。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一本重要著作中，当他谈及这些条件时，他写道：“尼德兰同西班牙的联合，南意大利、米兰、西班牙的联合，这就是1500—1700年，左右国际政治的因素。”这是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的奥地利查理五世所造成的后果。他继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又继承了尼德兰和比利时[9]。1630—1650年，荷兰已经独立，比利时仍在西班牙的手中。

可见，如果海路通畅，西班牙一面可以凭海路直达荷兰，一面又可以从海上直达热那亚，继而从陆上进发至日耳曼境内的任何据点，实际上西班牙人已经多次到达日耳曼境内。20世纪的我们，在听到西班牙军队在莱茵河中部作战，而且这些军队来自比利时，一定会深感诧异。当时，英国因内乱而陷入瘫痪。在英国内乱最严重的时期，查理一世都还在犹豫不决，而他的政策完全有利于西班牙，荷兰海军则是游刃有余地对付着西班牙。它堵住了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使西班牙的军队无法进入日耳曼。西班牙海军也并非荷兰海军的对手。1639年，西班牙试图沿着这条交通线输送一万名陆军部队，其护航舰队为了寻求英国庇护，结果遭到荷兰的攻击而失败。

地中海的情况又不一样。与北海的荷兰不同，荷兰在北海有一支可靠的海军，而法国在地中海就没有这样的海军，于是西班牙就拥有了一条畅达热那亚的交通线，可以从米兰和蒂罗尔运送援军进入日耳曼。这条交通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根据战时的情况不断调整，一般情况，取道热那亚、米兰，经阿尔卑斯山关隘就可进入莱茵河或者是多瑙河流域，莱茵河距离较近，而且更为合适；如果法国在此设防，那么西班牙人就只能沿较远的外线向东进入日耳曼核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