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床佳婿”。招是招了,却未被招为东床佳婿,不过,一时我却把痛楚忘了,我微微一笑,押送的人愣了。
我被带进了“漱庐”。我和军统的第二级头子王新衡称兄道弟,但我却从未踏进他的衙门半步。如今专案组把我推进去了,以后,我便必须把里面的景物向他们描述。但是糟糕,很不巧,进去了,却找不到熟人,我又退出来了。
“别演戏了,你又不是好的演员。”光头把桌子一拍,“你何必找人,你就到自己的办公室好了,给你两天的时间,把你在你的办公室内,也就是你在那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一件不漏地写下来。坦白从宽对你还是适用的,当然抗拒从严对你更非常适用。”
现在苦难迫在眉睫,我恼恨当年在电影圈中混了偌长时期,没有学会当一名奇案的编剧,既能使老板口袋里麦克、麦克,又能使观众鼓掌欢呼,此刻还能满足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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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口出
我的脑袋装满了自由主义,玩世不恭、落拓不羁、资产阶级等等离奇货色,幸好没有装上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霸道主义,否则就是满汉全席了。
看病归来,专案组特别恩准休息,可以卧床。
睡在床上无以自遣,说了几句怪话,发了一通牢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次日,照常押解“上班”。一进门,只见金牙手执木板,满脸横肉,怒气冲冲,双目圆睁,大声叫嚷:“跪下!”
这是我经常做祈祷的地方,在红色宝像前,没事也要乞求保佑,何况现在戴罪在身。接着,啪啪啪,接连三板。
我瞪着眼,心里想着:“大事不好了,有人告密。”
告密者随时都在身旁。我即使赖成发高烧梦中说呓语,但那时代,你说呓语也不行,更说明你在梦中也不忘反攻倒算。
金牙用力打了十一大板,正要打第十二板时,光头叫:“今天饶了你,小小动武,让你清醒清醒。”这恩惠并不说明他有慈悲之心,他大概怕把这医院要留医的钦犯打死了,如何向“文革”小组交待。金牙的表态似乎也无可非议:一、表示决心;二、不徇私,因为我们是电影局的同事;三、报点私怨,他原是八一厂的小干部,八一厂为清队伍,把他塞到电影局,他和我攀关系,我唔唔呀呀。我心里想:这官僚主义和口没遮拦必将害死我。
“二流堂”的解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全国都下了半旗,所有的电台、所有的扩音喇叭都播送出哀乐。
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
“学习班”里的气氛更沉重了,人们的心情除了对毛泽东之死的哀悼,更有对自己前程的担忧,一种惶恐的情绪弥漫开来。
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篡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一进门就检查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