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会想,既然已经陷入这般窘境,我又何妨再猛敲那扇向我关上的门,或者甚至爬上大门,乞求我的女主人原谅。也许我想过这么做,当我站在黑暗的小巷里失魂落魄地哭泣时。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戴安娜投向我的目光,她的眼神中毫无热情和欲望。更糟糕的是,我也看见了她朋友们的表情。经过这样的事情,我怎能再帅气而骄傲地走在她们面前呢?
想到这里,我哭得更凶了,我可以一直坐在门口哭到黎明。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旁边有响动,是泽娜站在那里,双手交叉在胸前,面色苍白。我痛苦得把她都忘了。这时我说:“哦,泽娜!怎么会这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她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像过去的她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把你留在这儿,希望那个女人把你捡回去,然后粗暴地对你。这就是你的报应!”
“哦,她不会来找我了,是不是?”
“是啊,当然不会了。也不会让我回去了。看看你的花言巧语把我们害的!在又黑又冷的一月晚上,连一顶帽子,甚至一条内裤、一条手绢都没有!我真希望我是在监狱里。你让我丢了工作,你让我丢了名誉。你让我丢了七英镑的薪水,我存着去殖民地的——哦!我真是傻了才会让你亲我!你真是个傻子,竟然以为女主人不会发现——哦,我应该打你!”
“那你打我吧!”我哭哭啼啼地喊着,“把我的另一只眼睛也打肿,我欠揍!”但她只是摇了摇头,双臂仍旧紧紧抱在胸前,转移了视线。
我用袖口擦了擦眼泪,想要镇定一点。我穿着安提诺乌斯的衣服离开会客室的时候刚到十二点,现在大概过了半个钟头——这是个可怕的钟点,因为这意味着黎明前还有最长、最冷的几个小时要熬过去。我以最卑微的语气说:“我应该怎么办,泽娜?我应该做什么?”
她的目光越过肩膀看着我说:“我想,你应该去找你的亲戚。你有亲戚吧?或者朋友?”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再次用一只手捂住脸。她转过身来,开始咬嘴唇。“如果你真的一个亲戚朋友都没了,”最后她说,“那我们很像,因为我也一无所有。我的家人因为阿格尼丝还有警察局的事情都抛弃了我。”她盯着我的水手包,用靴子踢了踢说,“你身上一点现金都没有了?这里面是什么?”
“我所有的衣服。”我说,“我来戴安娜家时带的男装。”
“是好衣服吗?”
“以前我觉得是。”我抬起头说,“你是说我们穿上这衣服,装扮成男人?”
她弯下腰,斜视着包说:“我是想把它们卖了。”
“卖了?”卖了我的禁卫军服,还有法兰绒西裤?“我不知道……”
她把手放在嘴边,咬了咬手指说:“你要么把衣服卖了,小姐,要么就去艾奇韦尔路,站在路灯下等着有人施舍给你一个硬币……”
我们把衣服卖了。卖给基尔伯恩路边一个摆货摊卖旧衣服的人。当泽娜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收摊。这个市场开到半夜,但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手推车几乎都空了,街上也都是垃圾,商贩们正在熄灯,把桶里的水倒进下水道。这个男人看到我们过去便说:“你们来得太晚了。不卖了。”但是当泽娜打开水手包,拿出里面的衣服时,他探头看了看,然后闻了闻。“水手服也不值得我拿出来卖,”他一边说一边用双臂摊开那件外套,“不过为了这哔叽我可以留下,还能做一件漂亮的背心。外套和裤子很不错,鞋也是。我出一个基尼跟你们买。”
“一个基尼!”我说。
“今天晚上你们能卖到一个基尼算不错了。”他又闻了闻说,“我敢说它们还是热的。”
“一点也不热,”泽娜说,“但是我们需要基尼。如果你能给我们几件女士内衣和两顶有蝴蝶结的帽子,只给一镑得了。”
他给我们的衬裤和长筒袜都已经老旧发黄,帽子也糟糕得很,而且我们两个还都需要胸罩。但是泽娜对这笔交易好像还挺满意。她把钱装进口袋,领我去了一个卖烤土豆的小摊,我们每人吃了一个土豆,一起喝了一杯茶。这土豆吃起来像泥土一样,茶也只是有点颜色的水。好在小摊上有个火盆,让我们暖和了一会儿。
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被撵出来后,泽娜变了很多。她不再颤抖,而是有了智慧和权威——现在是我在颤抖了。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她也十分自在。曾经我也是这样的,而现在,我想如果她能让我握着她的手,我也可以——然而我只能在她脚边跌跌撞撞地走着,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泽娜?”以及,“哦,泽娜,好冷啊!”甚至是,“泽娜,你觉得她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在费里西蒂?哦,你能相信她真的是把我撵出来了吗?”
“小姐,”她最后对我说,“别怪我不客气,你要是再不闭嘴,我想我真的不得不打你了。”
我说:“我很抱歉,泽娜。”
最后她和一个站在火炉旁边的风尘女子搭上话,听她说这附近有一个寄宿公寓,可以在里面过夜。实际上这个地方糟糕得很,一个房间住女客,另一个房间住男客,睡在里面的人都在咳嗽。我和泽娜躺在一张床上,为了暖和点她还穿着衣服,但是我想到自己的衣服都皱巴巴的,便把它放在床垫下,希望过一夜就能压平。
我们僵直着躺在一张床上,枕着同一个扎人的长枕头,但是她背对着我,眼睛紧闭着。其他房客的咳嗽声,我脸颊的疼痛,我的不堪和惊慌都让我无法入眠。泽娜打了个寒战,我把手放在她身上,她并没有挪开我的手,于是我靠得更紧了。我非常小声地说:“哦,泽娜,想到这一切我就睡不着!”
“那肯定。”
我颤抖着说:“你恨我吗,泽娜?”她没有回答,“我不会怪你的,如果你恨我的话。但是,哦,你知道我有多过意不去吗?”我们旁边那张床上的女人发出了一声尖叫——我想她是个醉鬼——把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我们的脸贴得更近了。她的眼睛仍旧闭着,但我知道她在听。我想到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是怎样与现在不同地躺在一起。在那之后,狼狈不堪便熄灭了我的欲火。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起这事,我想应该由我提起,便轻声说,“哦,如果戴安娜没有发现该多好!在戴安娜来之前,很有意思不是吗?”
她睁开眼睛,悲伤地说:“是很有意思,在被抓住之前,这种事都很有意思。”然后她盯着我,不说话了。
我说:“不要这么难过好吗,泽娜?现在你是我在伦敦认识的唯一一个同类了。既然你也是一个人,我想,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试试?我们可以找个房间,那种寄宿的房子。你可以找个工作,当女裁缝或者打杂,我再买一件西装,等我的脸好了以后——嗯,我知道一两个赚钱的办法。我们一个月就可以赚回你的七英镑。我们很快就可以攒够二十镑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去殖民地了,而我——”我深吸一口气——“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你说他们总会需要房东,他们肯定也需要妓女吧,哪怕是在澳大利亚……”
我小声嘟囔的时候她看着我,然后靠过来亲了我一下,非常轻地点在我的嘴唇上。然后她又转过身去,最后我睡着了。
我醒了以后,天已经亮了。我听到女人们咳嗽和吐痰的声音,她们用低沉而带着怒气的声音讨论着昨晚,以及必须挨过的今天。我闭上眼,用手捂着脸。我不想看她们,也不想看这个我现在必须和她们共享的肮脏世界。我想到了泽娜,以及我对她说过的计划,我想这一定会很难,非常难,但是泽娜会帮我度过最困难的时候。没了泽娜,那可真是太难了……
于是我把手从脸上移开,看着床的另一边,然而床上没有别人。泽娜走了。钱也不见了。她按照佣人的习惯起得很早,并且离开了熟睡的我,让我身无分文。
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大脑一片空白。我已经十分头昏脑涨,不能再更昏,已经够狼狈,无法更不堪了。我从床上起来,把裙子从床垫下拿出来——皱得更厉害了——然后穿上。旁边那张床上的女醉鬼花了半个便士买了一盆温水,站在里面洗了以后,把剩下的水给我,让我擦了擦脸颊上剩余的血迹,梳了梳头发。我在墙上贴着的镜子前看了看自己的脸,我的脸像个放在油灯下的蜡像。当我穿上鞋时,我的脚仿佛尖叫了一声:这双鞋是我当男妓的时候穿的,现在要不是我的脚变大了,就是我已经习惯了软皮子。之前走到基尔伯恩路时我的脚已经磨出了水泡,现在水泡磨破了,长筒袜也磨坏了。
这个寄宿公寓不允许房客逗留到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来了个女人,用一把扫帚把我们撵出去了。我跟着那个女醉鬼走了一段路,当我们在麦达维尔[55]分别的时候,她拿出最小的一卷烟,卷了两根细得跟棉线一样的烟,给了我一根。她说,香烟是治疗瘀青最好的药。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抽得手指都被烫到了,然后我想了想自己的窘境。
我的情况,熟悉得让人觉得荒谬。四年前,当我从斯坦福希尔逃走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寒冷、病态而狼狈。然而,那时候我至少有钱,有漂亮的衣服,有食物,有香烟,虽然不足以让我快乐,也足够我生存一段时间。现在,我一无所有。我饿得头晕眼花,而且宿醉未消。如果我想用一个便士买个鳗鱼卷,就得去乞讨,或者像泽娜建议的那样,到滴着水的墙下去卖身,看看运气如何。乞讨的想法我不能接受——两周前我走在戴安娜身边的时候,那些绅士还在赞叹我那裁剪精良的西装和闪闪发亮的袖扣,现在我又怎能向他们乞讨硬币和同情?想到要卖身给他们中的一个,被当作女孩来对待,就更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