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点三刻,爱尔兰人带我到了收容所。这地方建在济贫院区[1]的拐角处,用烟黄色的砖头砌成。收容所和马路间隔着一行小铁栅栏窗、一堵高墙和几道铁门,看起来很像监狱。已经有很多流浪汉排起长队等着开门了,他们年龄各异,最小的有面带稚气的十六岁男孩,最老的有牙都掉光的七十五岁驼背老人,就像木乃伊一样。他们有些是长期流浪在外,可以从他们的手杖和黝黑的脸庞看出来,有些是失业的工人,有些是农民,一个小职员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有两个明显是智障。看到他们大批聚集在这儿,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他们不凶狠也不危险,但模样十分难看,浑身脏兮兮,几乎各个都穿得破破烂烂,明显营养不良。他们都很友善,但什么都没问。有很多人递烟给我,当然,大多都是烟头。
我们靠在墙上抽烟,流浪汉开始聊他们最近住过的收容所。从他们口中得知,似乎所有收容所都不一样,每一间都有优有劣,了解这些信息对于流浪的人很有用处。一个老手会告诉你英国所有的收容所的特点,比如说,在A你可以抽烟,但天花板很多虫子;B那里的床很舒服,但门卫很喜欢欺负人;C那儿的人很早就放你出去,但那儿的茶简直不能喝;在D处,只要你有点钱,管理人员就会想办法偷你的,等等等等,有无数这些信息。一般来说,不同收容所之间的大约相隔一天的路程。别人告诉我巴内特-圣巴尔安斯之间的收容所是最好的,还警告我千万不要去比勒里基和切尔姆斯福特,还有肯特郡的艾德山。据说,切尔西的收容所是全英国最豪华的,有人称赞那里的毛毯不像收容所的,更像监狱里的。夏天,流浪汉会到偏远一点的地方,到了冬天,他们会设法绕着大城市转,因为那里更暖和而且有更多慈善机构。不过你得一直走动,因为你一个月只能有一次进同一间收容所或伦敦两间收容所间的一间,否则就要承担两个星期不能进收容所的后果。
六点后收容所开门了,我们蜂拥而入。院子里有个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拿出名册,上面记录着我们的名字、职业和年龄,还有我们来的地方和要去的地方,这最后一项是为了记录流浪汉的行踪。我填的职业是画家,我画过水彩画——谁没画过呢?工作人员还问我们有没有带钱,每个人都说没有。带超过八便士的钱进收容所是违法的,即便少于这个数目,都要在进门前上交。所以流浪汉都习惯私自带钱进去,他们把钱包在一块布里面,这样就不会叮当作响。通常他们会把它放到装茶和糖的包里,这种包每个流浪汉都有,或放在他们的“文件”里。这种“文件”会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从不会被人搜查。
在办公室登记过后,我们被一个被称为收容所所长(他的职责是管理收容所,通常是个济贫院里的贫民)的人领进收容所,另外还有一个粗鲁凶狠的门卫,他穿着蓝色制服,像对待牛一样对待我们。收容所里实际上只有一个洗澡间、一个卫生间,其余的就是两排石屋,一共可能有一百多间。收容所由石头砌成,再刷上石灰水,里面空荡昏暗,勉强算是干净,带有一股独特气味,光看到外观我就能想象到气味——一种混合着肥皂、洗涤剂和公共厕所的气味,一种冰冷、令人沮丧的监狱般的气味。
门卫把我们集中到一个过道,让我们六个六个进去洗澡,洗澡前要搜身,搜身的目的是看身上有没有钱或烟。在罗姆顿的收容所,你只要私自带烟进去就可以抽,但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没收。老手们告诉我们,门卫不会搜查膝盖以下的部位,所以进去洗澡前我们都把烟藏在靴子里脚踝的部位。脱衣服时,我们会把烟偷偷放到大衣里,因为大衣可以当枕头,所以允许带进去。
浴室的场景真的非常让人厌恶。五十个一丝不挂的邋遢男人挤在一间二十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只有两个澡盆和两条滑腻腻的毛巾。我永远也不会忘掉那种脚臭味。只有一半不到的流浪汉真正地洗了澡(我听到他们说热水逐渐“变凉”),不过大家都洗了脸和脚,以及包裹在脚趾头上的滑腻腻的碎布片,只有洗全身澡的人才能用干净水,所以很多人用的都是别人的洗脚水。门卫把我们推来推去,一旦有人磨磨蹭蹭,他就会大声斥责这个人。轮到我洗澡时,我问洗澡前能不能把澡盆里的水倒掉,澡盆里已经积了一条条的污垢。他很干脆地回答:“闭上你□□的臭嘴,快点洗!”这种口气一下子就确定了其身份地位,我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我们洗好澡后,门卫把我们的衣服捆起来,发给我们制服,是灰色的棉布衣服,干净程度很让人怀疑,就像缩号了的睡衣。我们马上被带到了小房间去,这时门卫和收容所所长从济贫院那边端来晚饭。每个人只能吃半磅涂了人造黄油的面包,和一品脱盛在锡铁罐里面的可可,可可没加糖,喝起来有点苦。我们坐在地板上五分钟就吃光了所有食物,七点左右,小房间的门就从外面锁上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开。
每个人都可以和自己的伙伴睡在一起,两个人睡一间房。我没有伙伴,就和另外一个也是独自一人的男人睡一间房,他很瘦,长满胡须,有点斜视。房间长八英尺,宽五英尺,高八英尺,石头砌成,只在墙的高处开了扇小铁栅栏窗,门上则有个窥视孔,就像监狱的牢房一样。里面有六张毯子,一个夜壶,一根热水管,没有其他东西了。我茫然地看了一下周围,总觉得少了点东西。然后,突然之间,我明白缺了什么,于是喊道:
“我就说嘛,该死的,床在那儿?”
“床?”另外一个人吃惊地说。“这里没有床!你还想要什么?这就是让你睡地上的收容所。天啊,你还没习惯吗?”
看来在收容所没床睡是很正常的事。我们把外套卷起来,靠在热水管上,尽量让自己舒服些。房间开始有些闷,但并不让人觉得暖和,所以我们也不能把所有毯子都垫在身下,这样只能拿一条毯子减低地板的硬度。我们相隔一英尺躺下,呼出的气直吹到对方脸上,裸露的大腿和胳膊会经常碰到,睡着后一翻身就会压到对方。两个人都烦躁地翻来覆去,但这不怎么管用;不管怎么翻身,你都会先有一种麻麻的感觉,然后透过毯子接触到坚硬的地板而感到疼痛。你能够睡着,但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
半夜时,另外那个人开始对我做出同性恋的亲昵行为,这在反锁的黑暗房间里真是件龌龊的事。他不太强壮,所以我可以轻易制止他,但当然,之后我就睡不着了。余下的晚上,我们都没睡着,边抽烟边聊天。那人给我讲了他的生活:他是个装配工,失业三年了。他说自己一丢了饭碗,妻子就离他而去,他很久没碰过女人了,几乎已经忘了女人是怎样的。他说同性恋现象在流浪者中很普遍。
早上八点,门卫走过走廊,打开门喊道:“全部出来!”门一打开,冲出一股腐臭味。走廊里立刻挤满了浑身肮脏、身穿灰衣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夜壶,争着去卫生间。看来早晨只有一澡盆水给我们洗漱,我们到那儿时,二十个流浪汉已经洗完脸了。我看了一眼飘在水面黑色的浮垢,没洗脸就走了。洗完脸后,我们分到与昨天晚餐一样的食物,我们的衣服得以发还,然后我们就被派到院子工作去了。工作是削土豆给贫民当晚饭,不过这只不过是种形式,让我们在医生过来检查身体前有点事做。大部分流浪汉都比较懒散。十点钟的时候医生到了,我们被告知要回到小房间,脱掉衣服到走廊上等待检查。
我们裸着身子,打着寒颤,在走廊排成一列。你简直不能想象,我们站在无情的晨光中,看上去是怎样一群低劣丑陋的生物啊。一个流浪汉的衣服很破败,但毕竟也可以遮住更糟的东西。要看真实不加掩饰的人,你就要看他没穿衣服的样子。平足、大肚子、平胸、松弛的肌肉,各种身体缺陷尽收眼底。几乎每个人都营养不良,有些人明显有病,有两个人拄着拐杖,至于那个干枯得像个木乃伊的七十五岁老头,我们都不知道他平时怎么走得动。我们没刮胡子,也没睡好觉,各个无精打采,你要是看到我们的脸,准会以为我们已经喝了一星期酒。
检查只是为了看看我们有没有天花,不会注意别的状况。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一边抽着烟,一边粗略地在顺着队伍从上到下打量我们,并不询问我们是不是健康。我的室友脱了衣服后,我发现他胸前有一片红色的疹子,我还和他隔着几英寸睡了一晚,很害怕被他传染天花。但医生检查了他的疹子后说这只是营养不良引起的。
检查完身体后,我们穿上衣服,被派到院子里去,门卫点名叫我们去拿留在办公室的物品,并分发了餐券。每张餐券值六便士,能在昨晚告知我们的咖啡店里用餐。有趣的是,不少流浪汉不识字,还得向我和其他“学者”请教,才能弄懂餐券上写了什么。
门一打开我们就散了。空气闻起来也是多么清甜,尽管这只是郊区的一条后巷,但比起在收容所里闷着的恶臭好太多了!还在我现在有了一个同伴,是我在削土豆时认识的爱尔兰流浪汉,他叫帕迪·雅克,有点忧郁苍白,看上去干干净净斯斯文文。他准备去埃德伯里的收容所,提议我们一起去。于是我们一起出发,下午三点到达那里。全程十二英尺长,我们却走了十四英里,因为我们在伦敦北部的贫民窟迷了路。我们的餐券可以在伊尔福德的一间咖啡店里使用。我们到了哪里,一个毛手毛脚的女服务员看到了我们的餐券,大概知道我们是流浪汉,轻蔑地把头一扬,好长时间都不搭理我们。最后,她把两杯“大号茶”和四块面包重重地扔在桌上,这些食物加起来也就值八便士。看来这些店经常欺负流浪汉,从每张餐券抠下两便士。由于流浪汉花的是餐券而不是钱,他们既不能抗议也不能去别的地方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