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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第1页）

博佐住的地方一晚上要九便士。那地方很大但也很挤，里面住着五百号人，是个出了名的流浪者、乞丐和小偷的聚集地，不同种族，甚至黑人和白人，都以平等的名义混居于此。那里有印度人，我用蹩脚的乌尔都语和其中一位说话时，他竟然用“你”[1]称呼我——这要是在印度后果肯定不堪设想。我们落魄到的层次之低，已经不存在肤色歧视了，你可以在这里尽览各色人生。有个人叫老“爷爷”，是个七十多岁的流浪汉，主要的营生方式就是捡烟头、卖烟丝，烟丝每盎司三便士。叫“医生”的那个人还真是个医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吊销了执照，现在除了卖报纸，还给别人看个病，一次几便士。有个吉大港[2]来的小个子水手，是从船上逃出来的，他光着脚，饿着肚子，在伦敦转悠了好几天，迷茫又无助，甚至连自己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在我告诉他之后，他才知道这里不是利物浦。还有个专门写信求人捐钱的家伙，他是博佐的朋友，写了很多可怜巴巴的信，说是需要钱安葬妻子，可当信真起了作用，他却独自享用起了面包和黄油，把自己塞得饱饱的。他是个卑鄙贪婪的家伙，和他聊过后我发现，他和大多数骗子一样，对自己说的谎话都信以为真。整个寄宿所住满了这类人，像是阿尔塞西区[3]一般。

我和博佐呆一块儿时，他教了我一些在伦敦乞讨的技巧，比我原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乞丐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只想讨钱花，有的想让讨来的钱有用武之地，这两者间的界限很分明。坑蒙拐骗的“把戏”玩得不同，收入的差别也很大。周日的小报上有报道过，一些乞丐临死时，裤子里缝着两千英镑。这当然是假的，但有本事的乞丐的确能挣到相当可观的收入，走运的话一次就能抵好几周的花销。最赚钱的是在街头杂耍的和帮人拍照的。要是占到好位子，比如剧院门口的排队处，一个街头杂耍艺人一周通常能挣五英镑。街头照相的差不多也能挣那么多，但他们受天气限制。他们有一个招揽生意的诡计：看到目标走近了，一个人就跑到相机后面假装拍了张照，然后等到那人走过来时，他们就会大声说：

“好了，先生，给你拍了张不错的照片，一先令。”

“但我没让你们拍呀。”对方反击道。

“什么？没让我们拍？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做拍照的手势呢，现在可好，浪费了一张胶卷，那可要六便士啊。”

对方听他这么讲，通常会觉得不好意思，最终还是会要了那张照片。拍照的人就会检查胶卷，然后说底片坏了，他们可以免费为他再拍一张。当然，他们根本就没有拍前面那张，所以就算对方拒绝，他们也没什么损失。

拉手风琴的跟街头杂耍的一样，都被称为艺术家而非乞丐。有个叫“矮子”的手风琴艺人是博佐的朋友，他告诉了我干他那一行的门道。他和搭档在白教堂区[4]和商业街附近的咖啡馆及酒吧“工作”。认为手风琴艺人一定是在街头谋生是错误的，他们所挣的钱十之八九都来自于咖啡馆和酒吧，不过他们只在一些低档酒吧演奏，因为高档的不让进。“矮子”通常在一家酒吧门外停下来演奏一曲，然后他的搭档进去，拿着帽子转一圈讨赏钱。他的搭档有条木制假腿，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心。得到赏钱后，“矮子”还会再演奏一曲，就像是一场加演，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一点。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表演者，而不是拿了钱就走人的那种。他和搭档每周能挣两三英镑，但因为手风琴是租的，每周得付十五先令的租金，所以每人每周只能挣一英镑。他们早上八点就上街，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去，周六就更晚。

街头画家有的能被称为艺术家，有的则不然。博佐给我介绍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那人曾在巴黎学过艺术，还在沙龙展出过画作。他擅长临摹早期大师的画作，技艺精湛，而且还是在石头上作画。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变成街头画家的：

“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有天深夜我走回家，身上带着很多正在向画商兜售的画作，脑子里想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多挣一两先令。这时，在斯特兰德，我看见有个家伙跪在人行道上画画，人们还给他钱。我经过他边上时，他起身进了一家酒吧。‘妈的，’我心想，‘如果他能靠这个赚钱，我也可以。’于是一时冲动，我也跪了下来，开始用他的粉笔画画。天知道我怎么会那么做，八成是饿昏了头。有意思的是，我从来没用彩色粉笔作过画，我得边画边琢磨技巧。不过，有人停下来说我画得还不错，并且给了我九便士。就在这时，那个画画的从酒吧里走出来，说：‘你他妈在我的地盘上干吗？’我解释说我很饿，得挣点钱。‘哦，’他说，‘来和我喝一杯吧。’然后我就和他去喝了一杯，打那以后，我就成了街头画家。我一周能挣一英镑，这点钱养活六个孩子肯定是不够，好在我老婆替人缝补衣服，也能赚些钱。”

“干这一行最要命的就是冷得很，第二糟糕的是你得忍受别人的干预。一开始，我还不太懂规矩，常常在人行道上临摹裸体像。第一次画，是在圣马丁大教堂外面，一个穿黑衣的家伙--我猜他是个教堂执事之类的--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叫道：‘你觉得我们会让这种污秽出现在上帝神圣的居所外吗？’所以我不得不把画擦了。那次我临摹的是波提切利[5]的维纳斯。还有一次，我在河堤一带临摹这幅画，有个警察经过看到了，他二话没说，就走过来用他扁平的大脚把画给擦了。”

博佐也曾给我讲过警察干预的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海德公园出了件“不道德行为”的案子，警察在那件案子里表现相当糟糕。博佐画了幅漫画，画中警察躲在海德公园的树丛里，题词为：“谜题：警察哪儿去了？”我跟博佐说应该把其中的潜台词挑明了，改为：“谜题：道德行为哪儿去了？”但博佐不肯听我的，他说不管哪个警察看到，都会把他赶走，他就会永远失去那块地盘。

比街头画家低一等的是唱赞美诗的、卖火柴的、卖鞋带的，或是卖信封的，那些信封里都装有一些薰衣草种子，美其名曰：香料。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乞丐，一脸可怜相，每天挣的钱不会超过半克朗。他们之所以还要装成卖这卖那的而不是直接乞讨，全是拜英国有关乞讨的荒唐法律所赐。按照现行法令，要是你走到陌生人面前问他要两便士，他可以报警，你就会因为乞讨而被关七天。但是，如果你不断烦人地重复唱着“愿上帝离你更近些”，或是拿只粉笔在人行道上乱涂乱画，又或是捧着火柴四处晃荡，简而言之，只要你招人厌烦，你就合乎法律规定，是在做正当的生意，而非行乞。卖火柴和街头唱歌无疑都是合法化的犯罪行为，但都不怎么赚钱。在伦敦，没有哪个在街上唱歌的或是卖火柴的能保证一年赚50英镑，可他们每周要在马路边站上八十四个小时，汽车擦着他们的后背飞驰而去，这样一比就会发现，他们的回报实在低得可怜。

乞丐的社会地位相当值得一谈，因为和他们打过交道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普通人，你不禁会为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而感到惊诧。人们似乎觉得乞丐和普通的上班族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是被异化、被遗弃的一类人，就像罪犯和妓女一样。上班的人“干活”，乞丐“不干活”；他们是寄生虫，从本质上来说一无是处。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乞丐不“劳”而获，不用像砖瓦匠和文学评论家那样靠“劳动”挣钱。乞丐只是社会的毒瘤，人们能容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讲人道的时代，但从实质上看来，他们是下贱的。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乞丐的谋生方式和无数体面人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说乞丐不劳而获，那什么才是劳动呢？工人的劳动是挥动丁字镐，会计的劳动是计算数据，而乞丐的劳动则是不论刮风下雨都得站在户外，并因此患上静脉曲张、慢性支管炎等疾病。当然，这一行和其他行业类似，都没什么价值，但很多体面的工作也没什么价值。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乞丐不见得就比其他人逊色。和大多数卖专利药的商贩相比，乞丐诚实可信；和办周日小报的商家相比，乞丐品格高尚；和以分期付款方式兜售商品的说客相比，乞丐和蔼可亲，总而言之，乞丐是寄生虫，但毫无危害。除了能挣点保命钱，乞丐很少向社会索取额外的东西，而且按照我们的道德观，他们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煎熬，本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乞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现代人也没什么权利去鄙视他们。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乞丐遭人唾弃？我这样问，是因为乞丐普遍都被人瞧不起。我想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法过体面的生活。事实上，没人关心工作是否有用，是否有成效，唯一的要求便是有利可图。现代人谈了那么多有关精力、效率、社会服务等话题，除了“赚钱，合法赚钱，赚很多钱”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金钱已成了美德的重要试金石，乞丐没能通过这一考验，因此就遭到了唾弃。要是谁行乞一周，哪怕只是挣个十英镑，乞丐马上就会变成一种高尚的职业。从实际来看，乞丐不过是个生意人而已，他和其他商人一样，什么方便赚钱就做什么，以此维持生计。和绝大多数现代人相比，他并没有更多地出卖自己的尊严，只是选错了行，永远也不会发财罢了。

注　释

[1]原文为“tum”，相当于中文的“你”，通常用于亲密的朋友之间或上司对下属说话，另外有尊称“ap”，相当于“您”。在印度的英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当地人用“tum”称呼自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