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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城（第1页）

“你跟我说话？你在跟我说话？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见鬼，那你又是在跟谁说话？

你在跟我说话？喂，这儿除了我，没别人了。”

——影片《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比克尔说

一切都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在他们声称母亲去世之后开始。对于之前发生的事，他几乎没有记忆，只有一些不连贯的画面：那是在室外，白天，一座大花园，耀眼的色彩，果树，一栋带宽边屋檐的房子，画面的边缘变形了，像广角镜。特写：母亲的脸，她微笑着把他举起，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他，转圈。他的眼睛是摄像头。花园随着运动越来越快而模糊成一个绿色的漩涡。频闪。

一条长长的走廊，灰色的油毡地板，白色的墙，汽车雨灯的灯光从室外投射进来，光线暗淡。他坐在一条长椅上，身边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他们等了很久。一个医生从一扇门中走出来，摇摇头，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医生的脸是灰色的。女人站起身，牵着小男孩的手，沿着走廊走了。他们离开大厅，然后，沿着一段宽宽的石头台阶往下走，慢慢地走出画面。画面静止片刻。频闪。

蒙太奇：食堂、寝室、体操房。他站着。他穿着裤腿太短的裤子。他穿着体操服。他穿着之前别人穿过的衣服。总是有别的男生在场。声道上尽是噪音和由不完整的句子、喊叫声、口哨声、孩子的歌声混合而成的回声。永远无法一人独处时的孤独。光灭了，似乎在同一时刻又亮了。牙膏、燕麦粥和硬面包的气味。有人在敲打一架钢琴。餐具碰撞，液体流动，然后漫出来的声音。沙沙的刮划声。他闭上眼，又睁开。

二十年之后。收音机闹钟传出“你是我的，宝贝儿”的歌声。一只手猛地盖住闹钟，音乐停了。一个男人从床上爬起。他在床沿坐了一会儿，脸埋在手掌里。他站起身，走出房间，我们跟着他走进浴室，然后走进走廊。镜头离开他，对准窗口，然后跃出窗子。窗外是贫民区里的一条街道，沥青马路是潮湿的，根据行人的衣着来判断，天气并不冷。群众演员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动了起来。一个男人手拿一束鲜花像每天早晨那样从这儿经过。两个三十岁左右留着黑色长发外国人模样的女子，两人都穿着牛仔裤和白色T恤衫，其中一个的肩上挎了一只亮蓝色的小包，她们之间虽然隔了几米，可看上去仍像是一块儿的，她们像两个克隆，两个闹翻了的姐妹。一幢楼的门开了，先前那个男人走上街，头发蓬乱，昏昏欲睡的样子。他在拐角处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朝着之前那两个女人的方向走去。

两级台阶从人行道往下通到一个低矮的空间，玻璃门上写着“录像城”，门后挂着一块红色的牌子：非营业时间。男人用钥匙打开门，进屋将牌子翻过来。屋里有一股陈年烟味，光线暗淡，即使在那男人打开灯后也是如此。墙上的架子里摆满了不计其数的录像带，屋子尽头的柜台上放着一台现金收款机和一台小电视机。柜台后面有一扇门，门通向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台旧冰箱，冰箱上放了一个污渍斑斑的咖啡机和一个东倒西歪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小橱柜。男人打开电视机，启动收款机，给咖啡机添上咖啡，这才脱下外套。

上午一个客人也没有。中午时分，一个五十见外、个子矮小的妇人走进店里东张西望。她穿了一双蓝色的鞋子、一件斜格子的上衣，脸上现出疑惑的表情，做出走错门的样子，一言不发，就又走了出去。经常有人毫无理由地在这里出现，然后消失，他们有时只是站在窗外朝里望，有时随便找个借口进来，说想找一部他从没听说过的电影，或者想买摆在橱窗里的那个真人大小的纸人，还有的想换一些停车用的硬币。他被困住了手脚，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些人的证据，他们非常狡猾。一次，他发现有人晚上进了店里，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会认真地记住东西摆放的位置。他们一定察觉到了，晚上不再出现。他们行动极其谨慎。

他们不光是一些穿着黑色西装，胸前别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牌子的年轻男人，他们有时也是小孩或老年妇女。还有外国人。他们把一个难以辨认的地址递到你的眼皮底下，说要找某某某。他记住地址，然后把它们标到一张地图上，再把那些点连接起来。但是，他还没能搞清那意味着什么。他连自己的老主顾都不能信任了。他们也来他这儿试探，不经意地开始跟他聊天，问他看没看过这部或那部电影，还想知道他对这些电影的看法。他出言谨慎。他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不能排除这些人不是一伙的。

背景是用木头和石头搭成的，做工精巧，你根本无法看出它们与实景之间的区别，但能感觉到缺了点什么，远处的房子背着光，像是透明的，只要朝着地平线方向走，地平线就会退缩回去，它是二维的，像是画出来的。他有时会发现一些漏洞，一些无关紧要的漏洞，但它们不可能是无意发生的。他敲敲墙，墙听上去是空的——有些事物比在现实中显现的更加微小。他有打开马路井盖看看下面究竟藏了什么的冲动，但这样做太显眼了。傍晚回家时，他想头也不回地一直朝前走下去，但是，他确信他们是不会容许他这么做的，他会在街头迷路，走进一条死胡同，或者陷入一起人为的交通事故。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晚上，他能听见有人在楼上走动。他搜查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可它们太小，藏得太好，他找不到它们。也有可能，他的体内已经植入了一枚计算机芯片，能够确定他所在位置，监控他的身体机能、他的脉搏、他的血压和新陈代谢。他有时会触摸自己的身体，却什么也感觉不到，芯片一定是藏在肌肉深处了。他不相信他们能够读出他的思想，还没有这样的技术，但正在开发之中。

洗澡时，他给镜子遮上一条毛巾，去超市时，他经常会把已经拿在手上的货物重新放回货架，然后再从最下一层取出另一件。他好几次注意到售货员在观察他。他几乎肯定他们在他的食物中做了手脚，放了一些让他意识不清的药物，所以，他健忘，视障，脉搏过快，出汗过多，会突然恐慌。天晓得那个医生开的药会不会才是他病状的症结所在。

他已经很久不上餐馆了，他连小卖部的咖啡都不能确定是否安全。有时，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喝茶，然后一整天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

为安全起见，他切断了那台小电视机的天线，用缆线传送数据是易如反掌的事。他现在只看录像，这成了他与外部世界的最后维系。他一遍一遍地观看同样的电影，用慢镜头播放，留心最微小的细节和最细微的差错，比如，古罗马故事片里出现了一块手表，麦克风支架伸入了画面。

他曾经尝试同制片人取得联系，也给朱迪·福斯特和马丁·斯科塞斯写过信。他当然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以为自己的信能够送到他们手上，这也未免太过天真，可那时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后来，他学会了使用“死信箱”，把笔记、图纸和试验样品放在公共厕所里的镜子后面或某些路口的废纸桶里。他是从电影里得知这些信箱的具体位置和他的情报是否送达的。你能在这部影片和下部影片之间看出其中的变化，每一部新上映的电影都是对上一部提出的问题的回答。那些信息被加了密，但他已经知道如何破译。有时，当突然明白了其中含义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是的，他常常狂喜，有一种知道再也不会上当受骗后的冷静的幸福感，他再也不会被脑子里那些“你不能走，你必须待在这儿，你属于我”的声音蒙骗了。

多年不知所云后的茅塞顿开。他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一边走，一边笑。他的眼睛能够穿透物体，他能够用一只手推倒房屋，连根拔起像太阳伞似的插在地里的树。他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仅仅通过凝神专注便能掌控体内功能。

他确信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否则，他们早就把他带走了，这是他必须也愿意做出的牺牲，这种牺牲赋予了他的生活以某种意义和形式。

他把面包忘在家了。他思考了一下，是不是应该冒险去小卖部买汉堡包。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恰恰会在今天去那儿，如果自己行动迅速，一定能让他们不知所措，来不及在食物里做手脚。风险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在等汉堡包时，他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穿过马路朝他走来。她穿着一件浅色的皮大衣，背着一个暗棕色的包。他们总是带着包，估计是为了放置技术设备和电池，他们可能也带着武器。那个孩子不可疑，他应该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为了遮人耳目。他盯着那女人的双眼，她得明白他是不会被愚弄的。果真如此：她躲开他，好像突然有什么急事似的从他的身边走过，走出几米后，还转过身来满是恐惧地看了他一眼。他得意地笑了。

他等了好一会儿才把店里的灯打开，在亮处，他更容易被人发现。这是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候。有时，他会离开店铺，站在街对面观察，客人来时，就赶忙跑回去。

六点到八点是一天中最忙的时候，之后，客人就少了。他以前一直营业到半夜，现在，他有时十点或十一点就关门了。自从两条街外那家大型录像租赁店开张后，来光顾他的客人就越来越少了。他们想整垮他，但他不会，也不能放弃。他清点了一下一天的进账，把钱塞进口袋。自从有人破门行窃后，他总是让收银机的抽屉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