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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车和马酒馆（第1页）

隔壁的福德洛有教堂、学校、年度音乐会和读书会，雀起乡并不羡慕，因为它这有一家叫做“马车和马”的酒馆。这是雀起乡的社交中心，温暖而有人情味。

男人们每晚都会去酒馆小坐，喝上半品脱，谈论当地新闻、国家政治和务农技巧。兴致浓的时候大家会唱上一曲。

男人们在酒馆都表现良好，不会醉酒闹事。因为啤酒要两便士一品脱，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根本没机会喝醉。

一次教堂里的牧师在讲经台上痛斥喝酒的行为，把酒馆说成是“邪恶之穴”。一个老人不满意地说：“真可惜牧师看不到自己是什么样子。”一个年轻人鄙夷地说：“这牧师就爱多管闲事。”有个人平和地说：“不过呢，这是牧师的事。他的工作就是布道，他总要找些东西来批判一下。”

全村只有十多个男人滴酒不沾，有些是信教的，有些是舍不得花钱的。

男人们在酒馆都有自己的专座，就像在家一样。酒馆有着红窗帘、干净的器皿，炉火熊熊，比很多人的家还要温馨。并且男人们觉得在酒馆反而更省钱。因为他们不在家，妻子和儿女就可以早睡觉，家里就省了柴火。男人的零花钱是一周一先令，其中有七便士用来买酒。妻子们去杂货店的时候还会给丈夫买上一盎司的“黑人头”牌烟草。

酒馆是男人的天下，女人从不陪同。有时女人有了几便士的闲钱，会从酒馆后门买上一杯啤酒，悄悄地躲在一边听里面发生了什么。孩子们被差遣去酒馆后门的杂货店买蜡烛、糖浆和奶酪，小耳朵也喜欢偷听里面的动静。酒馆老板的孩子喜欢悄悄地从床上爬起，穿着睡衣坐在楼梯上偷听。有天晚上，一个白色的大鸟一般的东西从楼梯上滚落，吓了顾客们一跳。原来是老板家的小孩子在楼梯上睡着后跌落了下来。大家把受惊的孩子抱在膝上，靠着火炉取暖，很快孩子就不哭了。

酒馆的老板娘受人尊敬。顾客们在酒馆非常注意措辞。经常有人提醒“别说了，小心老板娘在呢”。那些在田间低头的下流话在酒馆也绝迹。

政治是酒馆的热门话题。当时每个家庭刚刚有了投票权，大家都特别仔细地行使新权利。温和的自由主义占多数。一个曾在北安普顿工作的人说自己是个激进派，酒馆老板说自己才是铁杆激进主义。在左右两派的协商讨论下，大家最后总能达成共识。

“三英亩和牛”、“秘密投票”、“帕内尔委员会”、“教堂的分解”是当时的热门词。有时大家会大声朗读报纸上领袖的演讲。萨姆会满怀骄傲地说起自己和支持农工的约瑟夫?阿奇握手一事。他激动地说：“约瑟夫?阿奇！约瑟夫?阿奇是站在农场工人一边的！”他小心地用酒杯敲着桌子，以免珍贵的啤酒洒出。

酒馆老板站在壁炉边，带着主人的态度说：“你们这些反对乡绅的小子是不对的。他们有地有钱。要是他们不给你们活干你们还不是去喝西北风？”此话一出，浇灭了昂扬的激情。有人大喊自由党人威廉?格莱斯顿的名字：“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伟大的人！人民的威廉！”大家激昂地唱起：

上帝保佑人民的威廉，

让他带领着我们走向自由，

上帝保佑这伟大的老人。

偷听的孩子们喜欢大人们在酒馆里讲故事，故事里凝固的鲜血和恐怖的尖刺让孩子们觉得刺激。传说周围的桥上有个野鬼，闪着光在桥上走过。有个邻村的男人在给妻子取药的路上，遇见一条双眼如火的大黑狗，一定是恶魔的化身。还有关于绞架、无头女骑白马之类的传说。

一个寒冷的冬夜，大家在酒馆讲鬼故事。八十岁的老医生把马车拴在门口，进门点了白兰地。

一个人问道：“先生，您晚上出诊的时候经常路过那座桥。您什么都没见到过吗？”

医生摇了摇头：“没有。我没见过什么。不过有件奇怪的事。这几十年来，我这么多匹马过桥的时候都要抽。不知道是不是它们能看见我看不见的。不过也就这样吧。晚安了，小伙子们。”

除了这些流传的鬼故事外，还有去世的亲人回来报信的故事。大家都不信鬼，这样只是为了好玩。有几个胆大的晚上去闹鬼的地方，最后都说：“哎，既然活人都伤害不了我，死人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天使不想回人间，恶鬼也逃不回人间的。”

有段时间，报纸上报道了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开膛手杰克在伦敦东区夜间行凶，凶残地伤害且解剖了数名女性。村民们乐此不疲地讨论凶手的动机。这名字让孩子们噩梦连连：父亲在棚子里敲敲打打，母亲在楼下忙东忙西，好像开膛手就躲在哪家的橱柜里一样。

还有，几年前，有人曾在村里的天空上看到一队迈着正步的士兵，带着军鼓和横笛。后来证实，这只是海市蜃楼，当时的确有一队士兵经过六英里外的比斯特村的道路。这种反常的自然现象也许是光散射的结果。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村民的幽默感还比较原始。大家有时会搞些刻薄的恶作剧，对着一个人大喊外号。有位年老和善的妇人被叫做“不离不弃”。几年前的一个冬夜，雪深及膝，几个顽劣的年轻人敲老妇人的门，说她在三英里外的女儿卧病在床。

老两口穿好衣服，点着灯笼出发了，恶作剧的青年们尾随其后。他们一脚深一脚浅地在雪里举步维艰，老先生想退缩回家了。老妇人坚持要到女儿身边，她哄着丈夫说：“坚持一下，我们不离不弃！”从此“不离不弃”的外号就流传开了。

渐渐地，人们的品位开始改变。这类故事再也引不起哄堂大笑，听众多是安静地说：“这真不像话。这样捉弄可怜的老两口。咱们唱首歌忘了这件事吧。”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处在一个新阶段，这是机械和科学发明的时代。价值观和生活条件日新月异，对村民的生活有很多改变。铁路缩短了距离，报纸走进每家每户，机器取代了手工，大家开始买商店里现成的食物。地平线被延展，一个五英里外的外乡人不再被当做稀罕的客人。

村里的风俗没有绝迹。村里小学生们还伴着歌谣做游戏，女人们还在田里拾穗，男人们还唱着民谣。大家如果在酒馆里唱起歌，曲目是新老混合的大杂烩。

聊天的时候小伙子插不上嘴。要是有哪个年轻人跃跃欲试地垄断谈话，会被年长的人一顿训斥。女人们说：“老公鸡不喜欢小公鸡叫。”

新歌开始流行，比如《花园墙上》《汤米，给叔叔腾地方》《漂亮的黑眼睛》之类诙谐或伤感的小调。有些歌从外面传来，有些是在一便士一本的歌本上学来的。唱歌的人时而愁肠百转，时而兴高采烈。

中年人喜欢哀伤的歌曲，比如《逝去的爱人》《夭折的孩子》《去世的母亲》。有时他们会把歌改得激昂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