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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不与他人共享（第1页）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邀请我们去他在蒂尔西特路14号租的那套带家具的公寓跟他的妻子姗尔达和小女儿一起午餐。那个套间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房间阴暗而且不通风，除了司各特那几部用浅蓝色皮面装订、书名烫金的早期作品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属于他们的东西了。司各特还给我们看一大本分类账簿，上面年复一年地列出他发表的全部短篇小说以及由此所得的稿费，还列出了所有出售版权拍成电影的所得，以及他那些单行本的销售所得和版税数额。这些都仔细地记了下来，像轮船上的航海日志那样，而司各特带着一种并非出自个人感情的自豪把这些展示给我们两人看，仿佛他是一所博物馆的馆长。司各特情绪紧张但好客，把他的收入的账目给我们看，拿它们当作风景似的。然而那里望不见风景。

姗尔达当时宿醒未消，情况很糟。头天夜里他们去蒙马特尔参加晚会，并且吵过嘴，因为司各特不想喝醉。他告诉我，他决定要努力写作，不喝酒了，可是姗尔达却把他当作一个煞风景或扫人家兴的人。这是她用来说他的两个词儿，他会反唇相讥，姗尔达就会说，“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不确凿的，司各特。”事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便会哈哈大笑。

这一天姗尔达看来并不处于她的最佳状态。她那头美丽的偏深的金发这一时被她在里昂做的糟糕的电烫破坏了，那时大雨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汽车留在那里，而她的眼睛此时显得疲惫，脸蛋绷得紧紧的、拉得长长的。

她对哈德莉和我表面上很和蔼可亲，但是显得心不在焉，她的大部分身心似乎还在她那天早晨才离开的那个晚会上。她和司各特似乎都以为司各特和我从里昂回巴黎的这趟旅行玩得非常愉快，而她为此感到妒忌。

“你们两个能跑出去一起过这样快活之极的生活，那我就该在这儿巴黎跟我们几个要好朋友找一点儿乐子，这似乎是天公地道的吧，”她对司各特说。

司各特是个无瑕可击的主人，但我们吃的午饭却糟透了，喝的葡萄酒总算使人提起了一点儿兴致但是也不怎么样。那个小女孩金发碧眼，脸蛋浑圆，体态匀称，看上去十分健康，说的英语带有浓重的伦敦土腔。司各特解释说，她有一个英国保姆，因为他希望她长大了能像黛安娜·曼纳斯夫人〔1〕那样说话。

姗尔达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嘴唇薄薄的，举止和口音带着南方腹地的色彩。你注视她的脸，能看出她的心思离开餐桌而去到那夜的晚会，接着又像一只猫似的眼神茫然从宴会回来，随后高兴起来，那欢快的神情会沿着她嘴唇的细细的纹路展现出来，然后消失。司各特此时正当着友好而愉快的主人，而姗尔达凝视着他，看到他喝酒，便用她的眼睛和她的嘴巴微笑起来。我深深懂得这种微笑。这意味着她知道司各特这样就不能握笔写作了。

姗尔达妒忌司各特的作品，随着我们跟他们熟识，我们看出，这种情况形成了一种经常不变的模式。司各特会决心不去参加那些通宵达旦的酒会，每天作些体育锻炼，有规律地写作。他会动笔写作，可是只要他写得很顺利，姗尔达就会开始抱怨多么无聊，又拉他去参加一个闹酒的聚会。他们会吵嘴，然后又和好，而他会跟我一起长途散步，出一身汗使酒性发散，并且下定决心说这回他可要真正的干一场了，而且准会有个好的开端。然而，接着一切又会重新来过。

司各特非常爱恋姗尔达，他非常妒忌她。在我们俩散步的时候，他好多次告诉我她是怎样爱上那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的。但她此后没有再爱上另一个男人来使他真正感到妒忌。今年春天，她交上一些别的女人，使他感到妒忌，在蒙马特尔的那些酒会上，他怕自己喝得昏迷过去，也怕她喝得昏迷过去。他们喝酒一向把喝得人事不省当作保护自己的最好的防卫手段。他们喝了一点烈酒或者香槟就会睡去，其实这对于一个习惯喝酒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可他们就会像孩子一样睡着了。我曾见过他们失去知觉，好像并不是喝醉了，而是上了麻醉似的，于是他们的朋友们，或者有时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会把他们扶到床上去，等他们醒来时，他们会显得容光焕发而兴高采烈，因为在失去知觉前并没有喝下足以损害他们身体的烈酒。

如今他们已丧失了这种天然的防卫手段。这时姗尔达的酒量比司各特大，因此司各特生怕她会在他们这年春天结识的朋友们面前和他们所去的地方昏倒。司各特不喜欢那些地方，也不喜欢那些人，可他得喝下比他所能喝的更多的酒，还得多少控制住自己，容忍那些人和那些地方，接着又不得不继续喝下去，在往常会昏倒之前保持清醒。最后他根本没有多少间歇写作了。

他总是试图写作。每一天他都试图动笔但都失败了。他把失败归咎于巴黎，这其实是组织得最适宜于一个作家在其中进行写作的地方，可是他总以为会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跟姗尔达能重新在一起愉快地生活。他想到了里维埃拉〔2〕，当时那里还没有完全兴建，有的是可爱的连绵的蓝海和沙滩，一片片松林，还有埃斯特雷尔地区的山脉一直伸入大海。他记得里维埃拉就是这个样子，当时他和姗尔达第一次发现它时，还没有人在夏天去那里避暑呢。

司各特同我谈起里维埃拉，说我的妻子和我在下一个夏天该上那里去，说我们怎样去到那里，他会给我们找个价钱不贵的住处，我们俩就能每天努力写作，游泳，躺在沙滩上，把身子晒黑，午餐之前只喝一杯开胃酒，晚餐之前也只喝一杯。姗尔达会在那里感到快活，他说。她喜爱游水，是个出色的潜泳者，她对那种生活感到快活，因此会要他进行写作，而一切都会安排得有条不紊。他和姗尔达和他们的女儿那年夏天就准备上那儿去。

我竭力劝他尽自己所能写好他的那些短篇小说，不要搞什么花招去迎合任何一种俗套，因为他向我解释过他这样干过。

“你已经写出了一部好小说，”我对他说。“你不该写糟粕。”

“那部小说销路不好，”他说。“我必须写短篇小说，而且必须是能畅销的短篇小说。”

“尽你的能力写出最好的短篇小说来，尽你的能力直截了当地写。”

“我准备这样写，”他说。

但是就事情发展的趋势而言，他能写出点东西来就算万幸了。姗尔达对那些追求她的人并不表示鼓励，她跟他们毫不相干，她说。可是这事使她觉得有趣，这就使司各特妒忌起来，就只得陪她一起去那些地方。这损害了他的写作，而她最妒忌的正是他的写作。

整个暮春和初夏司各特为写作而作着斗争，但是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写一点。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心情愉快，有时更是极端的愉快，他开着令人解颐的玩笑，是个很好的伙伴。在他日子非常不好过的时候，我听他谈到那些事情，竭力让他明白，正如他是为写作而生的，只要他自己能坚持不懈，就能写出作品来，而只有死亡才是无法挽回的。这时他就拿自己打趣，而只要他能这样做，我相信他会平安无事的。通过了这一切期待和努力，他写出了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阔少爷》，我坚信他能写得比这更好，后来果然做到了。

那年夏天我们在西班牙，我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九月回到巴黎后完稿。司各特和姗尔达一直待在昂蒂布角〔3〕，那年秋天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大大变了样。他在里维埃拉没有做到使自己清醒起来，而如今每天夜晚和白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对他来说，有没有人在写作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而且无论在白天或是夜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喝醉了，就会到乡村圣母院路113号〔4〕去。他开始以非常粗鲁的态度对待地位比他低的人或者任何他认为比他低的人。

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小女儿从锯木厂的院门走进来——那天是那个英国保姆的休假日，司各特在照料这孩子——走到楼梯口，她说她要上洗澡间去。司各特动手给她脱衣服，那房东住在我们下面一层楼，这时走了进来，说，“先生，在您前面楼梯的左边就有一个盥洗室。”

“着啊，如果你不多加小心，我会把你的脑袋也塞进马桶里去，”司各特对他说。

那年整个秋天他都显得非常难于相处，但是当他没有喝醉的时候，他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难得看到他神志清醒，但只要他没有喝醉，他就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还是喜欢开玩笑，有时候还是拿自己开玩笑。然而一旦喝醉了，他就常常会跑来找我，醉醺醺的，几乎跟姗尔达干扰他的工作时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一样，以干扰我的工作为乐。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但是同样有好多年，我没有比清醒时的司各特更忠诚的朋友。

1925年秋季，他因为我不愿把《太阳照常升起》第一稿的手稿给他看而着恼。我向他解释，我还没有把它通读一遍并进行修改以前，这初稿算不上什么，再说我不想跟任何人讨论这部初稿，也不想事先给任何人看。只等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的施伦斯一下雪，我们便上那儿去。

我是在那儿修改原稿的前半部，而在翌年一月完稿的，我记得。我把稿子带到纽约，给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过了目，然后回到施伦斯完成全书的修改。司各特直到四月底全部经过修改和删削的原稿送往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后才见到这部小说。我记得曾以此与司各特开过玩笑，而他像每干成一件事后那样总要心烦并且急于插手帮助。但我在修改期间不想要他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