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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何满子先生（第1页）

何满子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我深感哀痛。

作为一位文章家、文艺理论家、古小说研究专家、教育家和编辑家，他的逝去，对于许多相关的领域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有一种损失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那就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亡失。

何先生以战士现身，可以说是近三十年间事。毛泽东词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作为“胡风分子”及“右派分子”的双料贱民身份，何先生恰恰是一生被“裁”为“三截”的人。他自叙说"从成年到投老的人生跋涉，曲曲折折地经历了流亡、牢狱、播迁、劳役等种种屈辱和艰辛，虽不惊天动地，确也死去活来。倘若在承平年代，这样的经历庶几也只有英雄人物才能承担，但时代偏让我这个平凡人挨上了。”九死一生，这其中确实带有某种英雄主义的悲壮意味。然而，许多和何先生一样挣扎着活了过来的知识分子到后来都纷纷表示不念“旧恶”，主张“宽容”做出极其温和豁达的样子来了。果真生活在一个没有阴翳、和谐圆融的世界里，确乎是幸福的事，可惜何先生不能，因为他实在无法摆脱苦难记忆的重压。于是，我们看见他每每为文，都要披坚执锐，如赴疆场一般。这种堂吉词德的架式，在我们的学者之流看来，未免觉得太可恶一一那简直是"蛮性遗留"了!

何先生从来不曾拿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炫耀，但也不讳言个人的遭遇和怨愤。对于他，苦痛的经验，已然训练出敏锐的痛觉，直抵体制的核心。他善于察见鬼魅，勇于挑战强势，唯是没有耐性或竟不肯作“壕堑战”，往往孤军深入而不惮于短兵相接。

何先生一生树敌不少，却不见有什么“私敌”；大约舒芜算得上唯一的一个，事实上仍然同那场著名的文字狱有关。他坦言道：“对受难者，对社会公德，对历史都有不能不担承的良心和责任。”何谓战士?战士就是为社会而战的人。作为战士，他的思想观念中必定具有一种普世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普世价值。譬如自由、民主、人权、社会正义等等，都是其中的内容，为现代人所普遍认同的。当然，当今世界也会有连“普世价值”一词竟遭到否弃的时候；但这也无妨，历史的进步本来便是由斗争换取的，不然要战士干什么呢？

从青年时代任新闻记者开始，何先生便投身于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结果罹身罗网；挣脱之后，仍旧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可谓“虽九死其犹未悔”。不过，何先生似乎未曾使用过今天已经变得很流行的“普世价值”一词，而变换了一个颇中国化的用语，就是“五四新人文精神”。不问而知“五四”首倡自由民主科学，本身便意味着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和对现代价值的接受。至于“新人文”，显然是相对于“旧人文”而言的。在何先生看来"旧人文"大约指儒家的“仁”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但这些都是必须合乎“王道”的。所以，他在一篇关于文学史的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中心（主流）与权力中心（主流）相对立的命题，并认为是历史的一个“大纲”。这个说法，与鲁迅的著名的“循环”说颇相近，即: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人民”一词，由于长期被滥用，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聪明的学者用“公民”所取代，至于“公民社会”形成与否是大可不必计较的。在这里，何先生坚持使用“人民”这个政治学概念，而不用“公民”这个宪法学概念，相对于国家权力，其意当在明确“五四”人文精神的历史主体的罢?

总之，在满嘴“后现代”“反启蒙”的学者眼里，何先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是无疑的了。只是，他所保守的，是“五四新人文精神”自由民主科学的核心价值，而且随时随处加以捍卫，而不许有任何站污和损害。不同于权门之下的善变的学者，藉口“反思五四”对“激进主义”大加挞伐。其实，“五四”式的激进主义是自由民主的一种形态，一种足以引发专制帝国为之震荡不安的社会运动的形态一一此等“反思”无非暴露反思者的叶公本相而已。

战士是现实中的战士。

作为杂感家，何先生出版过十余种杂感集，都是现实中的抗争，称得上鲁迅说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反专制，反迷信，反特权，反腐败，反奴性，自始至终贯彻他的“大纲”，锋芒直指权力和权力者。较为直接的，有如议论陈希同案一类时评，更多的是针泛社会痼疾，所以常常借历史、民俗、艺文之事生发，但最后一样回到现实政治中来。

他有一篇很机警的文章，叫《“下文”缺乏“上文”也缺乏》，立意在于提醒读者，面对社会事件时，必须注重所由发生的制度根源。他的杂感，从来不像我们高贵的学者那般做出“客观”的姿态，而是发扬踔厉，非表现他的主观倾向和基本立场不可。正值举国大做建国六十周年纪念之际，不妨回头看看何先生的一段总结:

建国以后的头等重大灾祸共四次:胡风案，反右，“大跃进”“文革”。前三次也提得上“史无前例”的定语。至于内部的什么路线斗争，你整我我整你之类，虽也闹得很凶，权要失势，元戎落马的事也时有所闻，但老百姓管不着。而这四次“史无前例”的灾祸，却是延祸于老百姓，有的叫千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则闹得全民没饭吃，俄殍遍野;最后一次几乎是以民族为赌注，想起来至今犹有后怕的。

何先生讲文学理论，常常讲“人民性”，这里他拿出了最好的例子。在朝在野，了了分明，令人想起元人张养浩的《山坡羊》。

去年，我重印了何先生的一种读史随笔《中古文人风采》记得读后记时，很受震动。他这样写道：

在《魏晋清谈人物剪影》将要完篇之时，已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赶写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时，我想到中国知识精英最早的灾厄，东汉党锢的历史。那是中国读书人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役，而且汉末的清议名士和魏晋的清谈名士虽然性质和倾向不同，却有其微妙的传承关系。我因意外的剌激搁下了魏晋清谈，改而写汉末清议。

感时而发，一如他所说“不以学识为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先生之为人，为文，确有一种侠义风格，与一般的文人学士是很两样的。

在诸多社会事象中，何先生似乎更为关注文化动态，对于影响舆情的许多问题，总是及时表态，毫不含糊。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武侠小说，九十年代的“国学”热等等，他都是大声说“不”，明显地反潮流。

在音乐方面，何先生有过很好的训练，青年时作过曲子。他对流行音乐的批评，就是不能容忍其中的庸俗化倾向。他把这类迎合时尚的现象称为“商品拜物教”把唯在俘获感官效果的音乐称为“噪音”，很不屑地说“有点流行歌曲玩玩是不妨事的，要紧的是要知道那不过供玩玩，寻寻开心。但如果‘邓丽君歌当舜音至’就糟了，何况连邓丽君都不如的呢？”他特别不满官方对一些庸俗歌曲的纵容和鼓励，严正指出，“全世界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是由政府机构出面，领导人授奖来鼓励扭捏作态的酒吧间式的庸俗歌曲的，有之，只有中国。”他寻求“正声”，除了音乐本身的问题之外，显然包含改善国民素质的要求，有着更深隐的忧患意识。

金庸武侠小说一味编造怪力乱神的故事，语言沙泥俱下，观念陈腐不堪，在教育水平低下、“三国气”和“水浒气”相当浓厚的中国社会中得以风行本不足怪，但由北大教授及诸多文学史家奉为经典，供上文学圣殿，倒是咄咄怪事。何先生曾经撰文，从文化意识方面痛加拒斥，指出武侠小说是“为旧文化续命”而反“新人文精神”的，说；“可怪和可怖的是，‘五四’过去了八十年，今天竟有人对这种旧文化越加鼓掌欢迎，评功摆好！”

历史是可以倒退的，几经反复，永远反刍也不是没有可能。当年鲁迅不赞成施蜇存在青年中提倡读《庄子》与《文选》，正是从保卫“五四”新文化的成果出发的。时过境迁，想不到至今还有不少学者做翻案文章，为施蜇存打抱不平，不由人不感慨系之。

从鼓吹“新儒学”到后来的“国学”热，何先生一以贯之地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周孔儒学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它的伦理政治学说恰好适合‘家国同构'的历代专制王朝的统治体制。国家机器掌握在哪个家族手里，他家就是万民之主……（这种‘家国同构'的统治体制直到蒋介石统治才改为‘党国同构’）。既然‘家国同构’，则‘三纲五常'的儒家宗法伦理学说天然就成了不能更易的统治思想，稍有逾越，便是异端。民族文化就被限定在这个铁定的圈子里，不再有创新的生机。可历史所昭示的，直到西方的先进文明的打击下实在再无法撑持时，才被迫变法。”把变法局限在传统的框架之内，顶多是鲁迅说的“半当真半玩笑的变法”要深化改革，不改辕易辙不行。何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绝对催生不出现代文明来。”把文化分析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以古证今，结论看起来虽然有点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实际上是合乎事实的，科学的，捍卫了五四的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