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一部是《瓦普察洛夫诗选》,另一部是《米吉安尼诗文集》。
《瓦普察洛夫诗选》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多人译。封面桔红色,其上有线描的两个武装起义者形象,书名及书脊均作玫瑰红。若在煤油灯光的映衬下,会显得格外温暖,仿佛透着初暾的微光。
《米吉安尼诗文集》是中学时代购读的,存放在家屋的大木柜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突发洪水,所有的存书连同木柜全被压在砖泥之下,其中就包括米吉安尼。我找不到书的封面,首尾也有缺页,扉页后面插印的作者头像也没有了。依稀记得诗人的模样:前额开阔,目光略带忧郁,唇上留着短胡髭。这部书的用纸特别粗,脆,颜色也特别灰。“大跃进”年代有一批书都用这种纸,海涅的《新诗集》就是,简直近于黑。米吉安尼的诗印在这上面,倒是很相配,愈发显出那忧郁来。
在报上读到关于纪念瓦普察洛夫诞辰100周年的报道,随即想到米吉安尼,以及他们的诗集。两部诗集紧靠在书架一侧,它们是三十年前从乡下一起随我进城的。
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都是巴尔干半岛人,瓦普察洛夫生于保加利亚,米吉安尼生于阿尔巴尼亚。上世纪初,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到同样为土耳其人所奴役的世界。瓦普察洛夫1909年出生,比米吉安尼大2岁,米吉安尼却因肺病在27岁时早逝。时隔4年,瓦普察洛夫毙命于行刑队的枪弹之下,年仅33岁。这是划过时代的黑暗天幕的两颗彗星。
瓦普察洛夫的父亲曾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母亲是保加利亚的美国学院的研究生,这样的家庭教育,给一位战斗的诗人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土壤。他就读于瓦尔纳航海机械学院,毕业后自愿当工人,随后加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积极投身于社会解放运动。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瓦普察洛夫随之参加抵抗运动,直至英勇就义。米吉安尼诞生在一个贫民家庭,5岁时双亲相继去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当地读完小学,14岁被送进马其顿玛拉斯梯尔地方中学就读,接着又被送进神学院学习,8年的修道生活,不但不曾使他皈依上帝,相反激发了他的叛逆情绪,不断抨击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不同于瓦普察洛夫的革命斗争实践,他是以一种精神内省的、孤独的方式倾向于革命的。
尽管在家庭境遇和生活道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两人是完全一致的。瓦普察洛夫长期当工人,做过火夫、司炉工、技工,进入党内之后,既是战斗者,又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置身于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更多地表现一个“喧嚣的机械的时代”的集体生活,许多比喻用的都是工厂里的意象。米吉安尼一直当乡村教师,熟悉的是阿尔巴尼亚农民的生活,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贫困而悲惨的生活。在他们的诗中,虽然生活的范围和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对于生活,他们都同声发出恶毒的诅咒。
瓦普察洛夫把生活比作“恶狗”、“邪恶的、愠怒的下流货”、“积重难返的浪子”之类;在著名的《历史》一诗中,他唱出了被压迫者的呼声:
。。。。。。在你永无穷尽的卷帙里,
在每一行、每一个字的下面,
我们的痛苦将偷偷地眨眼,
发出一声辛酸的呼喊。
因为生活,对我们毫无怜悯,
它用沉重的残忍的爪子,
抽打我们饥饿的面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言会这样粗野……
瓦普察洛夫是富于激情的,即便诉说生活的苦难,也一样声调高亢。我是在一个名为“四人帮”的政治寡头集团覆亡之后不久,骑车进城买到《瓦普察洛夫诗选》的。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晚在小屋子里大声朗读此诗的情景。
米吉安尼也曾写过激越的诗篇,有的带有战歌性质,不过,他的热情更多地是经过压抑的。比较起来,瓦普察洛夫的诗更偏于主观抒情,技巧更具现代性。米吉安尼对于农村生活和底层人物的表现多是描画性的,正如他所说,“保存在人民心中的歌被偷走了,歌变成述说”;手法看似陈旧,读起来却是特别真实感人。乡居十多年,那是一段动荡的、恐怖的、卑贱的日子,我几乎离不开米吉安尼的诗,特别喜爱诗中那种超乎形式之上的忧郁气质。我倾听他,感激他,始终觉得他代表我在倾诉。他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在忧郁的旗帜下》:“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每个屋顶上,都悬挂着忧郁的没精打采的旗帜……”他常常写到泪水,他的歌声是伴随着哭泣的。他在《苦难》中写道:
我每天都看见
生活
把各种情感
都逐个地打上
命运的戳记
而欢乐却没有存在的地方
生活,
以往我不知道,
你竟是这样可怕,
那时,我还没有
落入你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