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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歌川（第1页）

1903—1991

钱歌川，文学翻译家。笔名味橄、秦戈船。湖南湘潭人，早年赴日本学习，1926年回国，在长沙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0年进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曾主编《新中华》杂志，同时从事创作和文学翻译。1936年赴英，1939年归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1948年任台湾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任成功大学教授。1964年赴新加坡，任义安学院教授。1972年后侨居美国，专事写作。1983年以来，出版散文随笔数部。著有杂文集《浪迹烟波录》，散文集《楚云沧海录》等。

巴山夜雨

我对于雨虽不特别爱好，至少也不怎样嫌恶，这个你只消看我从不撑伞，常在雨中照常走路，便可以明白，如果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相当厚的外衣的时候，在不大不小的雨中行走，我并不觉得难过，毋宁有一种超然的心情，或是傲慢的态度。那时大自然的弹雨密集地袭来，所有的人都飞跑躲避，而我却满不在乎，仿佛一部可以御弹的铁甲车，泰然地从容行驶。

你只要不以打湿衣帽为意，便可悠然不迫，而有余情去欣赏那些织女机中的雨丝。真的，那就和春蚕刚吐出来的丝一样光亮，细长，而且整齐地排列着，似乎要把天空和大地缝织起来：那时你就像一把梭子，从那些雨丝中穿过去，旧丝刚一消逝，新丝又来，使你目不暇接，而不能不感到天工何等迅速，我们的行动真太迟钝了。

身边的雨是丝，远处的雨便成为烟雾了。记得少时游扶桑，尝泛舟琵琶湖中，看岚山雨景。只见水上浮现出一重重银灰色的山影，随着雨的大小，时隐时现，或有或无，空蒙得就像梦境一般。那印象二十年来老留在我的心眼中，既不加深，也不至淡得看不见，永远保持者那种浑然的画面。后来游镇江，也感到雨中有画，宜乎大米小米，要由此而创出一种画风。镇江的景色，宜秋宜月，尤其宜雨！金焦附近的山水，从雨中看去，实在最美。这一点，画家当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两米专画雨景，而获成功。

雨不仅可看，而且可听。画家看雨，诗人听雨。雨打在芭蕉叶上，发出那种淅沥的声音，常常可以引起诗人的灵感。敲在窗上，也足够凄清，留连忘返。在这种环境之中，你想会有人不爱巴山的夜雨么？

然而好景不常，我在城中居不多时，便被日本的炸弹逐出，而迁居到乡下。住的是茅屋三间，通雨则漏，而出外也就满路泥泞，鞋袜尽湿，以前所有的诗情画意，到此全消。而今对巴山夜雨素有好感的我，也就不敢再赞一词了。

我住的那所茅屋，是在抗战期中临时盖起来的。我既没有讨到一个四川老婆，又无当地的一亲半戚，自然不愿，也不能，在此落业。为着抗战的关系，一时流寓来此，终久是要回到“脚底下”去的。可是既来了，总得找地方住，城里虽有房子可租，然而炸弹是没有眼睛的；乡下又都是田地多而房屋少，要租也租不到可住的屋子。于是便想到以最经济的办法，找本地人专为我盖几间茅屋来住。

这目的很快的就达到了，因为于人有利，于己也无损——至少在当时我是认为无损的，虽然后来损失很大。那就是由我拿出建筑费来，在有土可豪的本地人的田地上盖屋，约定只住两年，就把房子完全送给地主，如果再住下去，我得另出房租。在我，知道这房子终将属于他人所有，不愿投资过多，在人则以倘来之物，固不必多花本钱，废了一块土地，不能种田，似乎已足。双方都没有想好好去做的心情，结果盖出来的屋子，能蔽风雨，已经算不错了。谁料竟连这起码的条件，也都没有备具，后来损失，更是可观。

房子的栋梁，一连断过两次，那时契约期满，屋主早经易人。修理的钱，也就超过原来的建筑费了，我的损失更大，因为门墙不固，小窃穿窬而入，偷去的财物，约三四倍于建筑用费。但这都是些身外之物，得失我倒也就并不那样关心，最使我苦恼的，还是雨淋头！

我对于雨一切的反感，都是由于住了这所房子而来的。茅屋据说每年得加新草，方可免于漏。其实我那茅屋，似乎从第一年就漏起，愈漏愈甚，起初我用痰盂接漏，随后用面盆，再后用脚盆，这样敷衍了一年。

地主因为主权还未移交给他，所以虽则住在邻近，也就熟视无睹，不愿帮忙。我自己则年年有离去之意，雅不愿再下资金，可是到了第二年，屋子愈漏愈不成样子了，起初是一处漏，后来竟有好几处流水进来。南边漏水，恰漏在我的床头，我只好把床朝北边移，漏的范围也就跟着追过来，最后追到床铺靠紧北窗，无法再退。这时我既不能把床移到墙外去，似乎只好以困兽精神，作背水之战。不幸我所抵抗的正是水！水是无孔不入的，是世间唯一的伟力，温柔时可以像女人的泪，刚强时可以冲破坚固的堤。以我区区的微力，如何能抵挡得住？我并没有遮天的巨掌，所有的武器，只是一把雨伞而已；我把它撑在床头，像临到危险的驼鸟一样，只要把头部遮住，不受雨淋头之苦，便算满足。常常早起一看，室内顿成泽国，棉被也就半湿了。

巴山多夜雨，室内少晴天，这情形居然又被我熬过了一年。我拱手把屋子送给那地主，满望他这时可以负责来修理。他果然满口答应，并说要替我换瓦，以作一劳永逸之计。我当然不反对，只希望他早点动工，好将我两年来的劲敌逐出，过一下太平日子。

我从春望到夏，从夏等到秋，直到秋尽冬来，好容易才等到房主人大发善心，叫了匠人预备来兴工了。这有如天使的福音。它原是一个喜讯，谁知后来竟一变而成为悲剧的收场，厄运的顶点。使我从此和雨结了冤仇，永远不能和解了。

记得当时瓦匠到来，第一步工作，当然是破坏。他们爬上屋顶去，把茅草全给掀了。一时阳光普照，群鼠窜逃，大概它们都及时迁居到安全地带去了。屋中正式的主人，却反而没有地方可以临时迁避。其实，我们当初也就没有想到要迁避。因为它们所要逃避的，原是我们所爱好的光明呢？

但自命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先知之明——尤其是对于天气的——这一点上，实在远不如禽兽，甚至极小的昆虫，都比我们知道得多些。老鼠不肯躲藏在室内幽暗之处，而毅然迁出，当然是知道此地之不可再居，我们只一心想到光明的温暖，却忘记了风雨的凄凉。住在一个没有了顶的屋子里，如果下起雨来，那情况当不堪设想。等我想到这个去和瓦匠商量的时候，他们却说不会下雨的，仍旧继续他们的拆毁工作。可怜，他们哪里能够预知天气。

他们答应三天把瓦盖好，我也只好让他们快拆快盖。花了一天工夫，居然全部拆除了。第二天来钉格子，一片瓦也没有盖上，但天气已有雨意。入夜稀稀疏疏地洒了几滴，也就停了。使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满以为早晨瓦匠来，人多手众，一下子把瓦盖上就好了。谁知早晨他们竟没有来，一直等到下午，还是毫无人影。天色暗淡，云雾翻涌，看去十分险恶，而时候已近黄昏，瓦匠今天是不会来的了。

原来他们又在别家接了生意，要去做两天再回头来做我们的工。这样只知贪得，得到了又怠工，对工作不负责任，正是这些工人们的特点。他们拆去屋顶的时候，决不会想到屋子里还住得有人，如不马上盖好，下雨必将不堪这一回事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工价无关。

瓦匠既如此捣蛋，天公又偏偏不肯作美。巴山之雨，与夜俱来，起初不过几滴，后来愈下愈大，好像万箭齐集，跟着竟像黄河决口。满屋泛滥。这时我已管不了皮箱，书架，和室内的一切什物了。我只求保全一张床不被淋湿就满意了。

我将家中所有的好几张草席，全铺在床顶上，又盖上一床旧油布，然后睡在床上，一任四围雨水倾注，装做充耳不闻。

睡不多时，忽然听到枕边有了滴水的声音，我一跃而起，发现棉被已湿了一大块。伸头去看床顶，已聚水成渠，等着要从油布和草席的小孔中漏下来。但这时我除了把那一渠积水倾到地下而外，别无办法。从此就再也不能安心睡上，一夜中就在忙着做这种疏濬工作。因为水到床顶，到处成渠，上面集水，下面必漏。使我一直忙乱到天明雨过方得停止。

早展再来检査室内，一切都像从被难船中捞出来的东西，早已连一点干的纸片都找不出来了。

这是我生平第二次所遇到的水的灾难。记得在十岁的时候，跟着母亲乘木船，到父亲的任所去，途经洞庭湖附近的临资口，被一只小火轮把我们的木船撞成两段，幸而划子来得快，在船还没有沉下的时候，把人全部救出来了。一切的箱箧器物，全在那激流中，随船沉没。后来捞起，没有一件衣裳，一张小纸，不是水淋淋的。在岸上烤了七天，才把所余的东西烤干，继续上道。三十年来，那一幕凄凉慘象，未能离开过我的记忆，使我至今不敢轻易搭坐木船。但只知江河的可怕，并没有料到雨水一样可以使我遭殃。这种经验，也实在难得。我敢说，你就未曾有过。

你对于雨，只会想到甘霖，至多也只知道有时禾熟未收，下雨太多，会使它在稻草上发芽，除此再想不到雨还有别的什么害处。

你也许讨厌雨，但那只是因为它使你外出不方便，囚在家里无聊赖。或是安排了什么露天的大会，因雨而使你不能不延期。再不然，就是你乡下的黄泥路，遇雨格外难行。

你要是不必外出，遇雨而在家读书，或找人谈话，我相信你对于雨决不会发生恶感的。你要是一个爱好诗词的人，你多半会喜欢雨。当诗人描写渔翁，说他们斜风细雨不须归，似乎很可羡慕。你读这些诗句的时候，完全被诗人所支配，把那渔翁视为点缀品，赞美那诗中有画。决不会设身处地去为渔翁着想的。其实渔翁冒雨出去打鱼，在他本身并无诗情，也无画意，毋宁是一回不得已的苦事。所以你坐在家里吟诗，或与友人联床对话，雨决不会给你一点妨碍，反而可以助长你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