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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第1页）

1910-1978

李长之，山东利津人，著名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三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曾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栏，并创办《文学评论》双月刊。1936年毕业后执教于清华，后辗转执教于各校。著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

杂忆佩弦先生

佩弦先生逝世了，这是一个如何的意外！他的病是旧病，时犯时好，谁也没想到这次要动手术，更没想到动了手术就是这样的不幸的消息。

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象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西洋人的算法）就死去么？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焊；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得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是八月九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到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多，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谁知在十号的报上，也就是我晓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经登着朱先生病危了。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得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十一号十二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定在十二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十二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的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想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气改得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的字样。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象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说五百。”他反过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到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在我们每每当下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象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日战争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线。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冯芝生先生很规律地写下了他的《新理学》，除了鬼神一章，是大部完成了。朱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了重庆。因为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朱太太是四川人），我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他苍老也不敢了。怕伤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的。

这一次的会见，中隔了两年，我仍回在沙坪坝中央大学教书。有一天，却喜出望外地见到朱先生和魏建功先生来了。更喜出望外的，是朱先生又恢复了往日的健康，头发上那一层霜也像揭走了，又是乌黑乌黑的了。他依然精神，仿佛和往日清华园的佩弦先生的面貌可以接续起来了。中央大学是一个一向受了学术派的熏陶，白话文不很被重视的学校。我们就借机会请朱先生来一次讲演。他那流动活泼的国语，以及对于白话文的热忱，我想会给听讲的人一个有力而且有益的启发。当天晚上，由辛树帜先生请吃锅贴，这次我们又很快乐地分手了。

朱先生非常客气，回到昆明，立刻有信来。那信里很有一种杜甫所谓“交情老更亲”的味道。

大概也就在这不久吧，我所指导的一位毕业生考取了联大研究院，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便又都有信来。他们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你的成绩，也是我们的安慰。”

我感觉朱先生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因为，从前他是不以师道或老辈自居的。现在有些不同了。就他的生活的严肃说，这是必然的发展。可是在另一方面说，也就是渐入所谓“老境”么？这感觉到了我们又在北平见面时便更证明了是正确了。朱先生和我先后到北平，这是三十五年的秋天。我是从上海来，在师大教书，他是从重庆来，仍回到清华。在他还没搬出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那是国会街的临时招待所。我见了他，却又有些黯然了。他分外地憔悴，身体已经没有从前这么挺拔，眼睛见风就流泪，他随时用手巾拂拭着，发着红。我们没能谈什么文艺，他很关切地问到我的母亲，太太，小孩等。宛然是一个老人所关切的事了。

到他在清华住定了，我又去看过他几次。在城里也曾有几次座谈会和宴会上遇到。生活定了，精神确又好了些。——不过有些人已在称他是佩老，大概他是有老的资格了。

但他那不苟的作风，却一如往昔。我来北平后，曾一度给《北平时报》编副刊《文园》。朱先生寄了一首译诗来，可是还没等付排，他的信又来了，是改去了一两个字。他不苟。可是并非不圆通。他后来告诉我：“时报不是什么好报啊。”但他并没因为时报不好而拒绝写稿。——我后来却也不编那个副刊了。

在朱先生的晚年，（我们没想他的晚年是到得这样快！）逐渐加强了鼓励后进的，或者可说是负起教育的责任的意识。他非常虚心地阅读着各种刊物，遇到可以首肯的，就称道不遗余力。我偶然写过一篇《谈选本》的文章，登在重庆出版的《华声》上，已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朱先生仍然常常提起。下面是我保存着的去年九月十一日的一封信，又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