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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第1页）

1904-1973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现代著名诗人，197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黄昏》、《地球上的居所》、《漫歌集》等。

归来的温馨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

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莫测高深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它们躯干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日都去看望它们，因为我心里明白，它们需要我去巡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着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它们骄傲地向我致意，然而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

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

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了我离家的迹象。

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

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而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在我的背后，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

在我离家期间，书籍给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它们的位置给挪动了。在一卷十七世纪古版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旗舰》；尽管如此，它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掉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脊和书皮缝上，事前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

海螺是我住所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事件。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Rostellaria，是古巴够软体动物学家——深海的魔术师——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黑“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儿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

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歌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

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秘密。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当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她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她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

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她没完没了地附丽于文学，因为她太高傲。可是，眼看她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她在坚韧多刺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她们骏马一样的体魄，赞叹她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她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奇迹，在露天地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她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分光。

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的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

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林　光　译

□读书人语

文学的归来主题，几乎可以说是永恒的。从《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诗句，我们大都看到伤感、怅惘的归来心绪。痛苦似乎不在流浪的过程中，而在归来的体验里。但读了《归来的温馨》，感到的却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过去已被封存在书屋里，严肃而冷汉；现在以鲜活的姿态展开在花园中，“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于是在住所中历史表达为一种过程，一种在隔离和比较中体现的方向。作者一扫归来主题的愁云惨淡之风，而言温馨、言愉悦，这在于有活泼、跃动的春天为背景。当青春的记忆、美好的时光、忘却的名字一起以春天为背景，在心灵中复活的时候，归来拥有了某种时间深度。这也是聂鲁达思想及文笔的美妙之处。　【尹昌龙】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我的演说将是一次长途跋涉，将是我在地球另一端遥远地区的一次旅行，那里的景物和荒凉情状，并不因其遥远而与北方有多大差别。我说的是我国的最南端。我们智利人相距真是远而又远，边界简直与南极紧紧相连，在地理上我们同瑞典十分相似，只不过瑞典的头部贴近本星球白雪皑皑的北极。

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件促使我穿过那里——我的祖国的那个辽阔地区，因为只有穿越（我当时是迫不得已）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我国与阿根廷接壤的边界。大森林把那些难以通行的地区覆盖得像一条隧道，而我们是犯禁潜行，只能循着极难辨认的方向行走，那里没有足迹，没有路径，我同四个骑马的旅伴在马背上颠簸着逶迤前进——一面清除大树的障碍，越过难以涉渡的河流，穿过宽阔的多石地带，走过荒无人烟的雪野，一面寻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摸索）我个人获得自由的途径。我的旅伴们认得方向，知道从繁茂的枝叶之间可能通往何方；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他们骑在马上还不时用砍刀在左右的大树树皮上留下刀痕，以便让我独自去听凭命运支配之后，在归途中可以辨认方向。

在那无边无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葱葱茏茏和白雪皑皑的静穆中，树林、粗壮的藤蔓、沉积了千百年的腐殖土、突然倒下的变成我们前进的又一道障碍的树干，使我们每个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满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的大自然，又是严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无已的威胁。孤独、危险、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紧迫感，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踏着也许是走私贩子的、也许是逃亡的刑事犯的十分模糊的足迹行走，但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已经死于非命，因为安第斯山上寒冬的雪崩和可怖的暴风雪一旦骤然袭来，往往困住过往旅人，把他们埋到深达数丈的积雪下面。

在那荒野上的足迹两旁，我看到像是人类建造的某种东西。那是历经无数寒冬堆起的一段段树枝，是千百个过往旅人的草木供品，是为倒毙者堆起的高高的木坟头，它使人想到那些未能继续前进而永远留在那皑皑白雪下面的人。我的旅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砍下一些树枝，这些树枝有的从参天的针叶树上低垂到我们头上，有的从橡树上垂下来——严冬的暴风雪还没有来临，它梢头的枝叶已经在颤动了。我也在每一堆坟头留下一件纪念品、一张木质的名片、一束从树林里砍来的树枝，用以装点一个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坟墓。

我们还渡过了一条河。这种源出安第斯山脉之巅的小溪，奔腾而下，流势湍急恣肆，一泻而成为瀑布，挟着冲下险峻高山时产生的力量和速度，撞开土地和岩石；不过，这次我们遇到的却是一条缓流，水面开阔，平静如镜，是一处容易涉渡的浅滩。马匹下到河里，腿没在水里都够不着底了，便向对岸游去。突然我的马快要完全给水淹没了，我失去支持，开始摇晃起来，当我的马挣扎着把自己的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就使劲夹住马肚子。我们就这样过了河。我们刚刚到达对岸，我的向导，也就是那几位伴送我的农民，微笑着问我，“您害怕了吧？”

“是的，我刚才还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我说。

“我们可都手拿套索跟着您呢。”他们对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又说：”我父亲就在这里落水，给急流卷走了。您倒不至于发生这种事。”

我们后来又进入一处天然隧道，这也许是一条流向不定、水量丰沛的河流在巨大的岩石上冲凿出来的，也许是一次地震把我们钻进去的这条花岗岩隧道——受侵蚀的石块形成的岩石水道——设置在高山上的。马匹没走几步就打滑，它们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稳住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铁蹄上进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背上摔下，仰面朝天倒在岩石上。我的坐骑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在这条广阔、光辉而又艰巨的道路上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