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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试了一下纽约特洛伊的威廉·卡洛维的号码。

找到他的机会很渺茫。就算他从战争中活下来，没进班房，又躲过了国内的灾祸，现在也可能四处飘荡。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地址是靠不住的。

特洛伊有两个卡洛维。威廉·B·卡洛维和威廉·M·卡洛维。高效的接线员从特洛伊的资料库里找出了两人的号码。我按字母顺序拨通电话。威廉·B的家人给了我另一个号码。一个女孩说那里是双冠塑胶公司，三分钟后，我听到了威廉·B谨慎的声音。二战飞行员？才不是，他今年二十六岁，是个化学工程师。他在特洛伊住了不到一年，知道黄页里还有一个威廉，但对他一无所知。非常感谢。不用客气。

长途接线生直接连通下一个号码，我听见一个女人接起威廉·M的电话。她的声音微弱且不稳定。她的回答非常正式：“很遗憾，卡洛维先生今年三月去世了。”

我提出和她说两句。“卡洛维太太，我很遗憾您丈夫去世了。”

“也是好事，我一直祈祷他能解脱。”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卡洛维先生。他是二战飞行员吗？”

“我的天，不是的！你说的是我儿子吧。我丈夫去世的时候八十三岁。”

“我能联系上您儿子吗？”

“这样啊，你要是昨天打来，就能找到他了。他来看我，我们很开心。”

“我应该去哪找他？”

“接线生说你从佛罗里达打过来，你有急事吗？”

“我想联系上他。”

“稍等，我记下来了。他家在弗吉尼亚里奇蒙。让我看看，今天是……三号，对吧。他在纽约开会，一直到九号，住在美利坚酒店，你可以去那里找他，但他说他有很多会议，会很忙。”

“太感谢您了，卡洛维太太。顺便问一下，您儿子当时被派去哪个国家？”

“印度。他一直想回去，再看看那个国家。他从印度写了些感人的信，我都留着。说不定哪天他有机会再过去。”

我挂断电话，喝完剩下的半杯温咖啡，然后打给航空公司。有一个合适的航班，下午两点五十分到达艾德威机场18。面对即将来临的独处时间，露易丝慌了神，她的牙齿濒临颤抖，眼睛睁得溜圆。我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指导她，让她记下要点。信件、洗衣、电话、购物、空调的手动开关、倒垃圾、可靠的本地医生、怎么锁门等等，还有电视频道、休闲读物、灭火器，以及船只维护的标配小物件。她咬着苍白的嘴唇，一样不落地草记下来。她不需要汽车或自行车，所有地方，包括公共海滩，都可以走着去。每四小时吃一粒白色药片，如果抖得厉害，就吃粒粉红色的。

我在跳板上吻了她，像个出门上班的丈夫。我让她照顾好自己，然后快步走向艾格尼丝小姐，拍拍放钱和信用卡的屁股口袋。失业者没有资格用信用卡，但我有个担保人，我帮他解决过一个危险又棘手的麻烦，这人的名字能让银行经理惊跳起来，大气不敢出。信用卡很方便，但我讨厌信用卡，它让我觉得自己像带着徕卡相机和鸟类图鉴的梭罗。信用卡是现实伸出的手指，伸向我们的喉咙，贬损了人的自我形象。

然而，能够选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未来世界一尘不染的婴儿房里，美联储会设法在哭闹的婴儿的粉红手腕刺上一组纳税和信用卡号码，紧接着，电话公司会在另一只手腕上刺上一串永久的电话号码，不用说，是Visa卡专用号码。死后，你的号码回归银行。这将是世上第一个不朽的存在。

八月的曼哈顿是伦敦大瘟疫19的重演。火炉般的街道能把人烤化，疲惫不堪的行人张着嘴，随时准备跪倒在地。那些尚未遭罪的人躲在冷气绿洲里，尽量避免暴露于黑死之光。

四点零五分，我住进了酒店。这家酒店有很多房间，三场会议同时进行，仍有很多房间。一进大堂，我就回到了迈阿密。空气是一样冷飕飕的味道，服务人员是一样多疑而顺从，装饰是一样的光辉耀眼——就好像一个巴西建筑师将航站楼和棉花厂的装潢混搭在一起，灯光效果戏剧感十足。压轴明星会随时从吧台上走下来，引吭高歌，女孩们紧跟着跳跃入场。膝盖抬高，孩子们，保持笑容。

威廉·M·卡洛维没有用自己的名字登记，而是登记在霍普金斯·卡洛维公司名下，他们住的是1012-1018号房间。我问前台他们在开什么会。“建筑业，”他说，“修路之类的。”

房间里有个男人接起电话，他压低声音说话，听起来年轻、郑重。他说他去查一下卡洛维先生的日程安排。过了一会他回来，用压得更低的声音说：“先生，他刚开完会回来，正在这里喝酒，先生。”

“他会待多久？”

“我估计最少待半小时吧。”

我在一面穿衣镜前审视自己，对崔维斯·麦基先生微笑。晒得太深的肤色是个麻烦，穿得稍微时髦一点，就形同一个在停赛季卖人寿保险的球员；穿得太有欧洲范，就会像个私人滑雪教练。我的夏季城市西装是一件罗特兰的保守款式，深色面料，九盎司的奥龙合成纤维，看起来有点像丝绸，又不至于太像。白衬衫，旧式领口。绫纹针织的领带，油亮的鞋子。上门推销吧，亮出雪白的牙齿，直视他们的眼睛。付出即所得。一个微笑让你获益匪浅。握手要真诚。记住别人的名字。

大房间里有十来个人。他们大声说话、大声笑，抽着大雪茄、喝大杯威士忌。初级主管替他们端杯添酒，找准适当的时机，凑上来敛声笑一笑，赞赏幽默的智慧。他们不戴名片牌，这是重要小型会议的关键所在。没有名片牌，不戴可笑的帽子。所有发言者都是本行业举国皆知的人物，而且他们点的菜都是菜单上没有的。

一个初级主管告诉我，在大窗户边拿着酒杯、长着山羊胡的那位就是卡洛维先生。威廉·卡洛维四十五岁上下，中等身材，有些发福，长相看不清楚，一头黑发浓密而耸立。他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留着黑色的山羊胡，抽着黑色的大雪茄，脸庞不甚分明，只看见他宽大多肉的鼻子和鼻子上密布的毛孔。他在和另外两个人说话。我离他们还有六英尺远，他们骤然停下，全都瞪着我。

“不好意思，”我说，“卡洛维先生，方便的话，我想和你说几句。”

“你是部门里的新人吗？”他的一个朋友问道。

“不，我叫崔维斯·麦基，有点私事。”

“如果是关于那个职位，现在不适合谈。”

“职位？从二十岁起，我就不为别人工作了。我在大堂等你，卡洛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