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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 捕捉转变中的现实8（第1页）

另一方面就是精神的变化。以前我们没有什么书籍可以看，接触不到外面的文化。后来开始解冻，能读到国外的小说，到了83、84年的时候解冻得非常快，即使是我的家乡汾阳那么封闭的地方，在书摊上也买得到弗洛伊德、尼采的书，虽然大家都看不懂，但是看得非常高兴（笑）。那种变化真的是非常快，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理想、非常兴奋的阶段，大家真的觉得未来一片光明。一些曾有的权利又开始获得，但在1989年遇到了挫折……89年之后，人们开始有了真正的独立生活方式。以我为例，我不属于某个单位，没有所谓的工作。中国人是习惯于一定要在国家单位里工作，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但是89年以后，开始出现很多独立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慢慢也有了私营的经济。我们开始下决心要过独立的生活，脱离国家单位的系统。独立或地下电影也是，89年以后，张元他们开始拍片，这也是1980年代的文化留给我们的东西。回顾1980年代，我特别激动，于是就想拍一个1980年代的故事，但是怎么样来讲述这个故事？后来我想到用文工团来反映这个时代，因为文工团是中国最基层的文化工作者，通过他们的变迁来看整个国家的变化。

●──您自己参加过文工团吗？

不算正式成员，我参加过一些演出。中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霹雳舞》[5]，那个电影我看了不下十回二十回，学电影里的霹雳舞。

●──您现在还跳吗？

还会一点（笑）！那时国家开始不支持文工团，我们必须到乡下去演出来维持经营。因为我会跳霹雳舞，暑假就跟着这个团去演出。除了我之外，1980年代初我姐姐也曾在文工团拉小提琴。这两个经验合起来就变成这部电影。

剧本完成之后，就开始跟香港的制片谈这部剧情长片的制作。但我们那时候资金非常少，我觉得《站台》是需要大点的投资的，因为它有年代的变化，又必须到很多地方拍摄（因为电影描写的是一个巡回演出团）。我们那时只有二十多万人民币，我觉得这么少的经费没办法完成这个电影，所以就先拍了《小武》。《小武》成功之后找投资就比较容易了，突然有很多欧洲制片人对我们非常感兴趣。后来我们选择了日本的市山尚三[6]，因为他制作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侯孝贤是我多年来非常热爱的导演，跟他以前的制片一起工作，美学上肯定会有很好的沟通。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制片，我们就一起做了《站台》。

●──如果说《站台》是您最个人化的作品，甚至有一点自传的色彩，您觉得是公允的判断吗？

我觉得是的。当然里面有很多细节可能跟我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剧中人应该都比我大十岁，但是《站台》里很多场戏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看到的。还有电影到了末尾的东西都是影响我非常大的经历。

●──您是怎么找到您的主要演员王宏伟的？他当初吸引您并让您一直与他合作的表演风格是什么？

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们一起学电影理论。我在拍《小山回家》的时候，他就演了小山。我非常欣赏他，他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平凡的外表，他的面孔就是个普通中国人的面孔。

●──《小山回家》是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

对，是他第一部电影。[7]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东西很吸引我，那就是敏感和自尊。

●──好玩的是您早期的电影结尾都会有很有力的字幕“本片都是由非职业演员演出”，但是到了《任逍遥》，王宏伟的小武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偶像了，而你充满了幽默感地让这位偶像客串一下。

对，他有一点改变，他在某个层次已经是一种文化的形象了。尤其最后他问有没有《小武》和《站台》的盗版。

●──除了王宏伟，您创作小组的主要成员还有余力为[8]，他本身也是个非常出色的摄影师和导演，他的风格非常独特，一方面有类似杜可风的手持拍摄，另一方面又有一点侯孝贤那种稳定长镜头的感觉。可以谈谈你们的工作关系？

我跟余力为的合作源于我在香港独立短片展的时候，看了他拍的一部纪录片，叫《美丽的魂魄》（1996）。我非常喜欢他摄影的方法，跟我想要的东西非常接近。我们就开始谈，我们非常有默契，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聊天时，我提到了法国导演布列松，没想到他也很喜欢这个导演，所以很快就很聊得来。我们很快就决定一起合作拍戏，而且一拍就是三部。中国内地有个评论家说我跟余力为的合作是“东邪西毒”（笑）。我跟他的合作方法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我们不仅是工作拍档，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差不多每天都会见面。甚至常常在剧本还没动笔前，很多想法都已经跟他讲过了，我们会交换许多意见。所以我们在现场其实交流不多，他都知道我要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