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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这样的人不多了（第1页）

荡从医院里看范敬宜同志回来，第三天就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是很熟的，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那天去看他时，却几乎是相对无言。过去常说的话题，如写作，如社会上的事，如新闻业务，都已无力再谈；而病情，相照不宣，又谁也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我极难过，生离死别，竟是这个样子。又怕他累，说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话，就赶快退了出来。回到家里，就找他过去送我的《敬宜笔记》看。老范从小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又上过教会办的大学，“文革”前让政治风浪打到东北一个农村劳动，改革开放后得以重新回京。论学问是中西合璧，论经历是七上八下，论意志和信念可谓九死而不悔。他曾主持《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两大报纸成绩显著，且人又十分温和善良。每个人总是属于自己的时代，有自己的基因，我想今后中国新闻界这样的人是不多了。

我想到老范可与两个人相比。

一是邓拓。邓是《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在过去的十多任总编中，论学识之富，笔耕之勤，当数邓、范。新闻因实用性强，社会上曾流传“新闻无学”。我曾有专文《新闻有学，学在有无中》谈此事。其实大新闻人必是大文化人，胸中自有八方之学。邓、范都算得上。当年邓拓曾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写《燕山夜话》。老范在《新民晚报》开专栏写《敬宜笔记》。邓拓从《人民日报》离任时曾有赠诗，中有“笔走龙蛇二十年”、“文章满纸书生累”的佳句；范离任时亦有赠诗，其中有“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箫心喜共鸣”的佳句。邓说：“不当新闻官”，躬亲版面；而范写稿编报至细。一次，我当夜班，他出国，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两次来电话只为稿中的一个字。真如古诗所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未当总编时有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当总编后又有大量新闻作品和多次著名的策划。

总编之职，说难亦难，说易亦易。大学问家有之，甩手掌柜有之。看大样签字点头亦可，殚精竭虑审稿、拟题、配言论亦可。办报是政治把关，文化兜底，把关易，兜底难，能言传身教，提升记者、编辑和版面的水平更难。办报是很累人的，我们这些人常感叹误入歧途，只好舍命相陪。他却从来没有把编报看成负担。按说总编辑不必细看副刊的大样，但他说这是他的爱好，常常能从稿中学到一些东西。当然，他也常挑出一些错误。他给我讲过一个例子，说年轻记者对旧典不熟，易出笑话。有一篇言论批评我们的干部和市场走得太近，说是“依市门”，殊不知“依市门”是指妓女拉客。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化人。

2008年11月22日作者与范敬宜在一起

范敬宜继承了中国报人的正宗一脉，警醒于政治，厚积于文化，薄发于新闻，满腹才学，发为文章，并带出一批高徒。在新闻界大家都知道他谦虚随和，乐于助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新闻出版署主办一本管理杂志《报纸月报》，为活跃版面，拟在每期封面发一个新闻名人漫画头像，同时发一个人物小传。那时人们还不习惯正面人物用漫画，特别是封面人物。我们正愁这个策划无法实现，他却很痛快地愿意为我们第一个“以身试画”。有他这个名人带头，这个创意终于成功，并一直使用了两年。我从心里是很感谢他的。他平时勤读好学，不耻下问，毫无架子。一次在小饭店里吃饭，见墙上贴着一篇《红烧肉赋》，感觉有趣，便放下筷子，从头至尾抄下来。服务员大奇，以为这文中有什么毛病。一天早晨，他突然来电话问我：“你谈夜班体会的那八个字是什么？”原来他正要登车出门去讲课。我读《敬宜笔记》看其随手列举诗、词、书、画、古籍、掌故，总想起瞿秋白的一句话：以后这样的文人是没有了。就是那天在医院里，桌子上还摆着他刚画完的一幅山水，竟成绝笔。

二是好比范仲淹。这么比，好像说远了，但确实他最堪其比。当然，不是比功业，而是比精神。范敬宜是范仲淹之后，又是范仲淹思想研究会会长。蒙他错爱，我忝为这个研究会的顾问，近两年常在一起搞范学研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敬宜完全彻底地继承了先祖的忧国思想。他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一次，他提出要到北京的外地人口聚居区视察，答曰：治安不好，环境不好，最好不去。他说：“这样就更要去了。”事后他给我谈起感想说：“回来7天，我的鞋上还有腥臭味，其生存环境可想而知。”戚然良久，忧心不释。到外地视察，他往往直言政弊，恳切献策。他退休之后还常给报纸写稿。一次春节过后他传来一稿《风雪念村官》，原来他与自己三十年前发配东北农村时的老房东、老支书还一直保持联系，年节通电话察问民情，知惠民政策见效，喜上心头，急草成一稿。夜班的编辑们都深为感动。他是人大代表，每年开“两会”时都不忘搜集民情，写成稿件。这本来是普通小记者做的事情，但他自觉去做。这正如范仲淹所言：“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试问，一个部级干部，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还这样牵挂民情的能有几人？

范仲淹为政，每到一地必先办书院，一生不知亲自提携、资助了多少后进。范敬宜退下来后即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按说人家是要他这个名，大可不必去多管事。事实上在其他院校也多是这样。但他很认真，还备课，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甚至亲自组织课堂讨论，批改学生作业。这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了老大难，每到学生毕业时他又四处托人找工作。一年他带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他这个导师要回避，就再三找我去帮忙主持答辩。我说：“老范，你这哪像个院长？”事实上在清华学生背后都叫他“范爷爷”。看来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当官。当总编，改稿子；当院长，改作业；实在是忧心太重。就是社会上许多求文、求字的事他也是有求必应。一次，我在刊物上读到他应人之请写的《重修望海楼记》，大喜。其结尾处的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我还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现抄于此：

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

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忧后乐”已千年，我身边亲历亲见，能躬行其道的新闻高官，唯老范一人。我只有用《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