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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种想法有本质上的错误。”博士说，“第一，脑移植不是修补损坏的混凝土墙，移植的可能性存在着界限，完好保留相当的部分是前提条件。第二，所谓的心并不是脑细胞本身，它是电波交换产生的结果，所以极端地说，即使你的脑袋里装的完全是别人的脑，只要电波程序是你自己的，就可以说还是你自己的心。”

“用一个人的脑可以组装另一个人的心电程序？”虽然有点偏离主题，我还是吃惊地问。

“以现有的科学水平当然不可能，但脑移植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因为进行电波交换的脑的一部分受损，用别人的脑片来取代，去恢复原来的程序而已。程序包含心的功能。”

“可移植的脑片不一定和原有的那部分脑起同样作用吧？我倒觉得，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

“大概会不一样。”博士淡然承认了这一点，“但这种差异不至于改变程序——我说的移植可能范围内的情况。也许会产生一点细微变化，但我认为它们不会表面化。”

“根据呢？”

“平衡感觉。人脑具有的平衡感觉令人吃惊。我想你也知道，人有右脑和左脑，分别有着运行不同意识程序的记忆容量。事实上我们知道，做脑分离手术会产生不同意识，但左右脑在被脑粱这以纽带联结时，意识会达到统一，因为两者的程序会协调合作，微小的脑部位变化会被抵消。”

“那能说是微小变化吗？移植可能的界限真的没有多大？”

“现有技术条件下是这样，关于这点，大概今后也不会有显著进展。”

我不是理解不了博士的解释，但还是无法释怀。他说的固然有道理，但事实上我已注意到自己的变化，这些变化绝不是环境变化造成的，也不是错觉。

我稍稍换了一下问题的角度：“先不说移植脑片的影响，以前没有因事故或脑手术给患者的精神带来影响的例子吗？”

博士双手抱臂，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是有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脑蛋切除术——大概说最坏的例子更合适——确切地说叫前额叶白质切除术。手术很简单，就是在额头口一侧开个小口，切断某个神经纤维，这种手术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行动异常者或疼痛剧烈的癌症晚期患者身上。手术后患者的精神状态会变好，疼痛感会变迟钝，但另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性减弱、与人交往产生障碍、过度兴奋等人格变化。现在这一手术已被废止，它可以说是无知导致的失败。除手术外，还有因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而产生性格变化的例子，听说有一个勤奋、温和的男子因爆炸事故摘除了前额叶之后，变得暴躁、冲动、不自信了。”

“不能保证这种变化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对吧？”

“我不能保证，但我想不可能发生。博士挺了挺胸，刚才说的例子，都是因为脑原本的状态起了变化才发生的情况，而你的脑保存着完好的形态。我可以自信地说，这世上至少有五万人的脑都不如你的完整，却相信自己是正常的。”

“但我的脑动过刀子，就算极微小也还是有可能发生变化吧？”

听我这么说，博士面露难色：“科学家不能说可能性为零，即使它无限接近零。”

“无法解释我最近的心境变化吗？”

“不能。不过你刚才说得挺好，环境变化——没错，就是它。就算没做手术，它也会如神的启示一般出现。”博士说到这儿，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说了两句，转身问我：“我可以离开五分钟吗？”

“请便。”

他出去之后，我琢磨着刚才的话，觉得他撒了谎。很奇怪，身为实验对象的我在叙述重要信息，他却毫不重视。我很难理解身为科学家的他竟然持这种态度。

我从沙发里站起来，走近他的书桌，书架上摆满了专业书籍和文件夹，大概拿过来看也不知所云。

我的视线停在一个似曾相识的薄文件夹上，便抽出来打开，果然，里面记载着给我供脑的捐赠者资料。对关谷时雄这个名字我还有印象。我从纸篓里捡起一张废纸，记下了关谷时雄的有关信息，特别谨慎地抄下了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不许打探捐赠者的情况——这是堂元博士的命令，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我多想。

博士回来了，刚好五分神。这时我已经坐回原处。

“若生把你的测试结果作了电脑分析。结论是，非常正常，丝毫不用担心。你还是原来的你。”他并没显得多得意，只是点点头，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能让我看看分析结果吗？”

博士略显惊讶地皱起眉头：“不相信我们？”

“我只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心里很不安。”

“没必要。再说就算看了你也理解不了。只是罗列着一堆枯燥乏味的数字。我也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这样吧，我们去把它整理成你能明白的形式。”

‘拜托了。”我微微点头，抬起眼睛看他。四目相对的瞬间他躲开了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