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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总管（第1页）

第一次广州起义惨败后的几年里，查理的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华美书馆出版了大批通俗读物和宗教书籍，其中包括他的老友柏乐文博士编辑的中国第一本方言版《圣经》：《苏州方言版圣约书》。

随着事业的不断拓展，查理也成了上海滩的名人，外国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和另外一些人合资创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除了为中国人印刷西方教科书之外，还从事大量的商务类印刷业务。这家出版社后来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宋查理日渐强大的商业帝国涵盖多个领域，印刷的内容包括政治传单、《圣经》和工程类教材、中国文学名著。此外，他还从事面条生产。在朱利安·卡尔的鼓励下，查理投资入股了卷烟厂和棉纺厂，同时还为这些工厂进口机械设备。到1904年，他的个人资产已经非常可观，于是他将流动资产都贡献给了革命活动。

查理为革命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创立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同盟会的高级领导们依然在他虹口的家里或者位于山东路的印刷厂里碰头。其他普通帮会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安全的活动场所，他们可以经常在那里见面交流，而又不至于引起别人的猜疑。

查理的身体已经有些发福，眼神略带一丝忧郁。他下身穿一条皱巴巴的宽松长裤，上身一件白衬衣，脖子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一根条纹领带，看起来就像一位饱受摧残的堪萨斯报社编辑。只有传教士步惠廉和他的夫人阿迪·伯克等少数几位外国朋友知道他参加了革命活动，看起来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被人发现。然而，为了以防万一，他设法买了一本葡萄牙护照，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护照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他去日本也不是非要用它不可，但拥有了葡萄牙护照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发的《排华法案》的束缚。今后一旦事发，他和家人就可以到美国避难。

1905年，查理乘船去美国为孙文筹措经费。此时的他已经称得上是有钱人了，他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船上订了一个特等舱。轮船在旧金山的码头靠岸后，致公堂的一大队人马都在那里恭候他的大驾。致公堂的总部坐落在新吕宋巷36号，在那里，查理认识了一大圈华裔银行家和富商。虽然这个三合会组织后来因涉嫌贩卖毒品而遭到美国财政部的调查，但在1905年的美国，鸦片还没有被视为非法商品，而海洛因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致公堂自诩为“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为此，他们还专门刻了一个小牌子挂在新吕宋巷的入口处。从为党派筹款的角度来看，在与这些急于证明自己爱国之心的华人富商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查理的收获还是相当不错。虽然如此，他只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星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拜会朱利安·卡尔。

卡尔现在已经是一位典型的南方绅士。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开始发白，整个形象跟马克·吐温特别像。1895年，他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公牛达勒姆”，这在当时可是天价。卡尔因此跻身最富有的美国人行列之中，他的总资产可能是“公牛达勒姆”售价的三倍。他还进军了一个新行业，开办了达勒姆针织厂，以充分利用其在棉纺行业里的优势。这个工厂后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针织厂。在1900年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卡尔被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们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不过他谢绝了这一提名。他又在乡下成立了一个名为“奥克尼奇”的实验农场，后来发展成当时一流的农业和植物研究中心。

最能展现卡尔慷慨大度一面的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时期。当达勒姆的男人们都去参战时，热衷于正义事业的卡尔宣布，他将在后方负责养活战士们的家庭。他还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其他城市的一个白种人连队和一个黑人连队（每个连队有120人）的士兵们的家属把她们日常生活开销的账单交给他，全部由他来支付费用。他还去了佛罗里达州，那里的战士们正在为攻打古巴的西班牙人做准备。在北卡罗来纳州第一团的驻地杰克逊维尔，卡尔宣布，他将在不触犯军规的前提下，为该团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奢侈品。另外，他还给了指挥官25000美元以供部队今后的花费。

朱利安·卡尔习惯用金钱来支撑自己的信仰。20多年前，他就肩负起了培养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担子，因为他信任宋查理，便把他带回家中，并为他支付教育费用。而现在，查理正准备将一项新的事业呈现在卡尔的面前。

这一次，当卡尔在达勒姆火车站迎接查理的时候，两人的地位已经不相上下了。

查理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1881年从威尔明顿坐火车来到此地的那个腼腆又笨拙的“天朝”毛头小伙了。他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身穿蓝色哔叽毛料三件套西装、头上戴着他钟爱的褶边软呢帽的绅士了。

卡尔和查理同乘一辆敞篷马车，前往位于主街东头的一座拥有5英亩[1]花园的宫殿式豪宅：卡尔的那座闻名于世的萨默塞特庄园。别墅的名字源自他的祖先罗伯特·卡尔，据说罗伯特曾被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现在的卡尔已经富到不知道怎么花钱才好的地步，也变得喜欢炫富。他在达勒姆的这座大宅成了美国著名的景观之一。与纽波特的那些高大的城堡式建筑不同，卡尔的豪宅属于那种精雕细琢却又华而不实的维多利亚风格，整个建筑通体用当地的松木建造，房顶带有很多塔楼、山形墙和华丽的尖顶。周围都建有阳台，最大的有220英尺长。塔楼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女巫的帽子扣在了一块葡萄干布丁上，楼顶上有一个价值500美元的铜制风向标。在北卡罗来纳州，除了位于阿什维尔的范德堡家族的比尔摩庄园之外，卡尔的这片产业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南方最宏伟壮观的园林”。能工巧匠约翰·奥丹尼尔斯和来自荷兰、法国及爱尔兰的园林景观专家们精心布置，用大丽花、草夹竹桃、长春花、绣球、鼠尾草、美人蕉、锦葵、马蹄莲、玫瑰和紫苏等把整个庄园装扮得如同一支绚丽的交响乐。他们在一个40英尺长的花坛里用红、蓝、白三色花卉组成了一面美国国旗，在另一个花坛里则用金黄和古铜两色花卉组成一只翼展30英尺的美国秃鹰。

室内的装饰也是一片富丽堂皇。萨默塞特庄园至今仍被称作“全世界最美、最幽静的私人住宅之一”。阳光透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照进室内，水晶雕花吊灯一盏就价值5000美元。这里也是北卡罗来纳州为数不多的同时使用煤气灯和电灯照明的宅院之一。此外，里面还安装了防盗和防火系统。（卡尔为人非常谨慎，他还给自己购买了赔额达100万美元的人身保险。）各个房间里装饰用的地毯和家具总值达40000美元。主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巨大的彩色玻璃制作的肖像画，画中描绘的是名诗《晚钟今夜不再鸣起》中的画面：一位身披薄纱的性感少女搔首弄姿地贴在一座大钟的钟锤上，它表达的正是这样的诗意：钟摆左右摇动之际，正是激情澎湃之时。为了把这种优雅发挥到极致，宅内的天花板上到处都绘有爱神丘比特的画像，浴室里也铺着产自意大利的大理石。

接下来的几周里，查理经常陪着朱利安·卡尔到俱乐部去。那家俱乐部是达勒姆的一个私密会所，位于主街和商业街的交叉口，俱乐部的客人主要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商人。在四周镶着橡木护墙板的房间里，查理坐在满是酒渍的皮椅上与卡尔及其他几位老朋友（如安妮小姐的哥哥索思盖特）促膝长谈。卡尔还把查理在三一学院和范德堡大学读书时的密友都请了过来，他们现在都当上了牧师或者店老板。几位三一学院的教授也蹒跚着赶来，只为看一看这个当年因为对他们同事的女儿关注太多而被赶走的矮个子“中国佬”有没有什么新的绯闻。他们发现，此时的查理已是腰缠万贯，变得精神抖擞，信心十足。

卡尔的私人秘书戈尔曼当时也参加了谈话。他后来回忆说，查理在俱乐部里就像在家里那样自然，他的兴趣爱好也与本地的富豪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查理和卡尔私下讨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时，戈尔曼并没有在场。在卡尔那摆着真皮躺椅、书架和油画的书房里，查理向卡尔讲述了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的详细情况，讲述了清政府对被捕革命者实行的野蛮暴行。考虑到卡尔的为人，想到大批的人被砍头、活埋、绞死，或者凌迟处死，他一定会火冒三丈。作为孙文财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查理坚定地认为，历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费不足。组织遭到打击，经费被削减，义军仓促举事，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成功，无数的中国人将摆脱农奴身份，获得新生，基督教也就会有机会繁荣壮大。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不过，只要能解放中国一隅，他们就能获得大量本国资金。富有的海外华人也会对革命越来越有信心，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就有了下落。最终，革命将会靠本国的财力继续下去。

外面的大街上就有朱利安·卡尔自己开的银行，他随时可以提取大笔的巨额款项。美西战争期间，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花掉了十几万美元。实际上，美西战争跟他个人没有丝毫关系，但坐在面前的宋查理是他终生的门徒，是他自己教区的基督教领袖，是一场解放全世界14人口的斗争的主要策划者。

虽然戈尔曼后来并没有发现朱利安·卡尔和宋查理之间有任何财务往来——连提出资助的请求他都没见过，但他仍然坚信，将军一定给过查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这符合卡尔的一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