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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埋下祸根（第1页）

1918年查理去世之际，上海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最初的情形，以及1886年查理回国时的城市状况。现如今，它的城市面貌和个性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上海的工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战”的爆发把西方商人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欧洲，中国本土资本便从暗处涌了出来。中国投资者大批购买外国公司，中国和日本资本支持的一些新兴行业，如橡胶、煤炭、钢铁、食用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和鸦片等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使数额巨大的资金能够顺利流通，数家中国银行应运而生。上海到处挤满了谋求社会地位的暴发户。与此同时，广州、武汉等工业城市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经济发展的主动脉集中到了长江流域，上海这座遍布资本家、大买办和黑帮匪徒的城市则是它的大脑，是各种新生事物的入口，是财富的集散地。这里夜总会云集，到处藏污纳垢。“一战”结束后，欧美公司大批返回上海，挤掉了一些中国公司。最终，本地商人和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相互勾结，一起掠夺中国的财富。

财大气粗的中国商人都喜欢谈论民族主义，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不过他们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大上海的资本家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那根经济“脐带”被切断。由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中国人可以在那里自由经商，从事各种非法贸易，不仅不用担心别人的监管，而且不用交税。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了，他们都希望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

市区沿江不断拓展，并延伸到了周边的农村。市区道路所到之处，贫民区纷纷被拆除，道路两侧则建起了更多的建筑。19世纪外滩四周的那些小房子都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石头垒砌的带尖顶的大楼，里面入驻的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另一些新建的大楼则是各国石油公司的办公场所及大班们的豪华住宅。这里还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百货商场，商场大楼的每一层都摆满了各类纺织品和外国奢侈品。一到晚上，南京路一片灯火通明，如同美国的百老汇。以前的马车也被各种品牌的小汽车取代，它们缓慢地挤过人群，好像围在小水塘边的犀牛。汽车的两边常有黄包车闪过，它们像长角羚羊一般在人群中迂回穿梭。旧时那座外廊正对黄浦江的英国酒吧，现如今也变成了一个用石头砌成的俱乐部——其风格非常符合伦敦西区保守党的品位。

而繁荣的背后却有阴暗的另一面：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年龄不到10岁的男女童工如同奴隶一般，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筋疲力尽的孩子们经常会倒在机器下面的破垫子上呼呼大睡。他们已经被卖给了这些戒备森严的工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能离开半步。大街上，穷人、饿死的儿童以及弃婴的尸体随处可见。1920—1940年，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下水道、地沟和河道里每年都能清理出近三万具尸体。

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一位旅行作家曾这样写道：“行色匆匆的环球旅行家从他所在的豪华旅馆里出来，如果他的感知能力还没有完全退化的话，走不多远就能发现到处都是尸体。”

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清政府的倒台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转变。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能说是比以前更糟糕了。以前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如今，整个中国被各路军阀和军国主义分子割裂开来，分而治之。军阀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农村地区一片狼藉。农产品产量骤降，大米和小麦都要依靠进口，囤积居奇的粮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饥荒使农民无以为生，他们只得啃食树皮、草根，城市里的街道和农村的小巷里到处都是饿死的贫民。据说市场上还有卖人肉的。乡村的大小道路两旁，都有凶狠的女人们在那里购买儿童，然后把他们卖到妓院和工厂里去。

“北京才是至关重要的地方。”伦敦的《泰晤士报》如此说道。控制北京并不意味着统治全中国，却能拥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力。各国政府只肯与北京打交道。如果有哪个军阀拿下这座位于北方的首都，便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合法地位，可以从与各国政府打交道中获益，可以获得商业优惠权，还能得到政府征收上来的各种税收。

袁世凯控制着北京，他手下各路所谓的北洋系督军们则控制着周边各省，拱卫着北京城。为了养活自己及下属的军队，这些军阀们偷偷把自己辖区内的矿产开采权卖给外国公司，并提前多年向农民征收赋税，把城乡居民仅存的一线生机也压榨殆尽。

1918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不过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1905年，孙文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初，其内部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原有的那些来自秘密会社的资产阶级支持者，另一派是孙文的新支持者，即那些激进的学生。刚开始，两派之间的界线还不明显，从“一战”开始，学生们和资产阶级开始相互敌视。学生们发现了中产阶层的两面性，便转而反对资本主义。这些高喊民族主义者的学生们想通过赶走侵略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国列强，把土地分给农民，取消所有经济特权等方式来完成革命。他们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中产阶层的盟友看成反革命分子和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商人们从与外国列强的交易中获取利润。日本入侵中国彻底导致革命阵营分成了左右两派。

“一战”使德国失去了对遥远地区殖民地的控制，日本趁机派兵从德国手里夺走了山东省。为了争取日本共同抗击德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私下向日本许诺，战后它可以继续拥有山东省。

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东京肆无忌惮地向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使中国沦为它的附庸。条约规定，日本将给袁世凯提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作为回报，袁世凯则必须答应日本永久占有山东省，并在满洲里和其他地方拥有优惠权。日本的无耻要求令人发指，但它威胁说，如果袁世凯不同意，他们将转而支持袁世凯的政敌。袁世凯只得勉强答应下来，条件是日本要对条约的内容绝对保密，而日本人却故意泄露了相关的细节。一时间群情激奋，人们痛斥袁世凯，并在全国掀起了强烈的抗日怒潮。

因为曾帮助协约国抗击德军，中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帮助，以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一战”期间，中国曾派出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欧洲和中东，这些人被编入工兵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凡尔赛会议上，中国希望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能够帮助他们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自己的领土。他们支持美国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宏大计划，似乎它是一剂灵丹妙药，能够去除以前的一切耻辱。

威尔逊左右为难。他特别想建立国际联盟，在凡尔赛和会上，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不赞成他的协约国盟友们与日本达成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定。日本人却暗示说，如果威尔逊这样做，那他们在成立国际联盟一事上也不会投赞成票。一位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做出了让步。他的这项决定很不得人心，即便是那些督促他做出该决定的人也感到非常反感。然而，1919年4月28日，国际联盟正式签约成立。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屈服了。

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如果我签了字，哪怕是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他对威尔逊的一位助手说道，“那么今后在政治上就连你们纽约人常说的那点‘渺茫的机会’都没有了。”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签订6天之后，消息传回了北京，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愤怒的学生发起了抗议，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因与日本人勾结而臭名昭著的中国官员。在北京，一位官员的住宅被烧成了废墟，另一位则被痛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教师、记者、自由职业者和一些商人都起来支持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并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有所警觉的日本政府向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派出海军部队，威胁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在北京，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被迫辞职，其他1000多人被捕。上海有6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北京政府同意解除亲日派部长们的职务，并释放了被捕学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妥协并没有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感到满意，但商人们很满意，第二天便开始照常营业。对商人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而学生们的反抗才刚刚开始。于是，在那些希望继续反抗下去和那些希望享受既得利益的人们之间便出现了一道分界线。

“五四运动”反抗的不仅是外国列强，还有国内那些勾结外国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元素，让商人们和秘密会社感到坐立不安。大上海的资本家们住在外国租界及其周边的别墅里，既安全又舒适，在他们看来，革命已经走上了邪路，已经开始危及他们的生活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