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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争权夺利（第1页）

1924年5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孙文去世的消息。实际上他并没有离世，此时的他正在计划前往北京，去跟当时控制这座北方都城的军阀商谈合作事宜，以免爆发战争。

控制华北地区的军阀派系已经被“基督将军”冯玉祥给赶走了。冯玉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让孙文来北京就任中国大总统，而不仅仅是在广州当个非常大总统。就是在这种妥协的气氛下，孙文受邀前往北京“就成立新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不过是私下谈判的一种委婉说法。

冯玉祥是个潘乔·比利亚[1]式的人物，他曾用消防水枪给他的部队进行基督教施洗仪式。虽然他本人不识字，但他强迫手下的战士们每天晚上要学一个新汉字，不然不给晚饭吃。他到处夸耀，说他教导战士们做人们的仆人。在道德行为方面，他也以身作则，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但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各种阴谋、宫廷政变和地盘之争，逐渐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阴谋老手。1924年，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斗争的冯玉祥自己占领了北京城，然后转向苏联请求援助。莫斯科此时虽然已经在支持华南的国民党，准备帮助孙文发动北伐战争，但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同时支持冯玉祥。随后，苏联教官和顾问们以及大量军火和其他援助开始抵达北京城。

冯玉祥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实力在日益壮大，孙文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与他联合有很多好处。1925年年初，冯玉祥与鲍罗廷举行了“多次漫长而成功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接下来怎么做就要看孙文的了。

但此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24年11月12日，孙文已经58岁。他的消化系统不好，因此不能沾酒。离开广州之前，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事情都进行了妥帖的安排。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安排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担任。为了让上海那些支持国民党的心烦意乱的保守派们放心，他任命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胡汉民担任“副大元帅”。

11月17日，在庆龄、鲍罗廷和18名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孙文在上海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前往北京。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神户。在日本，孙氏夫妇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但官方的反应很冷淡。看到孙文与苏联人交好，日本人很不高兴，因此日本政府对他的到来不予理会。在神户一所学校发表纪念演说时，孙文对此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日本将成为西方文明之鹰，还是东方力量之塔，这是摆在日本民众面前的选择。”

1924年12月4日，两手空空但满怀热情的孙文抵达天津。在与东北军阀进行私下会谈时，由于身体剧痛，他倒下了。庆龄在他的病榻旁照看了三周。12月31日，一辆专列拉着孙文急驰北京。在北京车站，他受到10万支持者的欢迎，由于病情的原因，他没有发表演说。1925年1月26日，他住进了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经专家诊断，他患的是肝癌，并且已经无法进行医治。随后，他搬进了曾代表中国参加凡尔赛和谈的外交官顾维钧的一栋宽敞的公馆里养病。

孙文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出之后，平日里与他亲近的那些同僚们都匆匆赶到他的身边。由于在南部都城的根基还不牢靠，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助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军方的蒋介石则继续留在广州。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把学员们都集合起来，传达孙文生病的消息：

我们的大元帅现在在北京患了重病，还没有康复。他病得很严重，可能已经治不好了。他为什么患病了呢？因为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所以他得了癌症。我们是大元帅最靠得住的部队，我们知道他得了重病，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机之中，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拯救国家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医好药物已经无法医治的大元帅的病。

孙文在病榻之上组建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开展活动。英俊潇洒、油头粉面的汪精卫是这个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汪精卫因在1911年“试图暗杀”清政府摄政王而声名鹊起。实际上，那次暗杀不过是一场闹剧。真正实施暗杀的那几个人把一颗自制炸弹藏在摄政王府邸附近的一条沟里，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引爆线剪得太短了。炸弹被发现了，循着它的包装，巡捕们找到了暗杀者在北京的藏身之处，并在那里抓到了汪精卫。汪精卫确实知道这个计划，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被关押了几个月，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从清政府的大牢里放了出来。后来，他声称是他策划了那场暗杀活动，此后他的生活便开始顺风顺水。汪精卫在任何原则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这种能力使他在国民党中一直屹立不倒。他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杀害，而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有幸站在孙文的病榻旁，非常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在这位伟人生命垂危之际，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孙文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是否继续下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谁将以国民党新任大元帅或最高领袖的身份来收割孙文长期奋斗获得的果实。权力之争开始了。

大家对此似乎都没有准备。在莫斯科，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为争夺权力闹得不可开交。鲍罗廷着急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传来的指令，却什么都没等到。

围在孙文病榻两边的都是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庆龄旁边站着的是孙文那不争气的儿子孙科。此外还有庆龄的弟弟、少年得志的金融家宋子文，专横跋扈的大姐霭龄以及她那位为人忠诚、态度恭顺而又心地善良的丈夫孔祥熙。

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一部分不在场的人都声称，这位伟人临终之前非常在意他们。霭龄传出话说，孙文认为自己须臾离不开孔祥熙，孔祥熙和庆龄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的联系”，鲍罗廷声称博士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说过“只要苏联人继续支持我们……”的话，那些急于安抚西方国家的人则称，孙文气喘吁吁地说，“不要给基督徒带来麻烦……”。即便是那些置身千里之外的人，比如蒋介石也声称自己听到了孙文的临终遗言。这位野心勃勃的黄埔军校校长告诉大家，孙文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了“蒋介石”这三个字。

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孙文的由他人草拟、经他签字的政治遗嘱，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两边专心聆听。宣读完毕之后，孙文费力地说道：“很好，我完全赞同。”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把孙文的藏书、文件、个人用品以及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房屋都留给了庆龄。多年以来，孙文募集并花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而他留下来的全部物品却只有这些。1925年3月11日，庆龄扶着孙文的手，在这两份遗嘱上签了字。

孙文的政治遗嘱内容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从此之后，这份被称为“总理遗嘱”的文件，成了对孙文日益增强的偶像崇拜的必读文件，在国民党的任何一次政治会议上都要宣读。鲍罗廷和孙文那位特立尼达出生的属下陈友仁[2]用英语撰写了一份《致苏联遗书》，由宋子文读给孙文听了听，随后便在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出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星期三，孙文要求把他从舒适的大床移到一张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离开了人世。

苏联使馆立刻降下半旗，中国其他地区的苏联办事处也紧随其后，降下半旗。其他的几个国家直到第二天才降下半旗，这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苏联人还从莫斯科定制了一口特制的精钢棺材，这口棺材通体被漆成黄色，上面带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盖，跟列宁遗体供人瞻仰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口棺材设计得有点儿奇怪，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中国，棺材一般用硬质木料雕制而成，最好的木料来自云南省西部的深山老林之中。庆龄选了一副传统的上等楠木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