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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内内内内（第1页）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这是美龄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礼宾官们在尼罗河畔安排4位著名领导人坐成一排，合影留念，这样安排的目的是确立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这张照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照片中，委员长坐在镜头的左边，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他的旁边，再过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蒋夫人坐在最右边。丘吉尔穿着一身白色的三件套西装，脚上穿着黑袜子，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圆滚滚的大腿上放着一顶灰色的小礼帽。坐在他旁边的美龄身穿普通的旗袍，外面披了一件白色的短上衣，鞋子上装饰着整洁的蝴蝶结。（丘吉尔故意把她晾在一边，看他的表情，似乎正在跟镜头外面的某个人在说俏皮话。英国人从来就没拿蒋氏夫妇当回事，当时英国流行的一部战时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名字就叫“提现将军”[1]。）照片的另一端，委员长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领子上镶着三颗星。他戴着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缀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在他旁边，大腹便便的罗斯福穿着一件双排扣斜布纹大衣，因为拍照，他将残疾的双腿尽量摆放得自然一些。手法老练的罗斯福把身体歪向委员长，好像在跟他聊些什么。蒋介石嘴巴咧着，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好像听明白了罗斯福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听不懂。据说，罗斯福装模作样地跟他谈话只不过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施展的一个小骗术，这一招取得了连罗斯福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极佳效果。

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是罗斯福的主意。丘吉尔曾坚决反对，但罗斯福坚持请他来。几个月前，罗斯福还强迫史迪威将军强压着自己的愤怒，将一枚美国“功勋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后，罗斯福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把蒋介石当成一个伟大的国际政治家，世界政治四巨头之一，一个可以跟美国总统在一起开玩笑的人。在开罗，罗斯福通过翻译，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番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许诺盟军将于1944年在缅甸和孟加拉湾发起攻势，以减轻日本人对中国的压力。

在丘吉尔看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既冗长复杂，又处于次要地位”。首相认为美国人过分夸大了蒋介石政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日本人挡在英属印度之外，并计划重新夺回沦陷的基地新加坡，这一直是英国在亚洲的“最高目标”。会后，丘吉尔和罗斯福从开罗直接去了德黑兰，同斯大林举行会商。在德黑兰，罗斯福最终听从了劝告，放弃了在亚洲的作战计划，把精力集中到了欧洲战场。罗斯福改变计划的消息传到重庆后，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他愤怒地对美国驻华大使说，只有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让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非常关注这里的局势”。宋子文刚从华盛顿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英国也提供了5亿美元。现在蒋介石希望华盛顿把款项再增加一倍，“提现将军”又出击了。

关于开罗会议那张照片的不同版本在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和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上不断出现，给人制造了这样的假象：照片中的这些人关系非常融洽。事实正好相反：罗斯福和蒋介石在照相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也没有互相看着对方；美龄的到场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最近才好不容易设法让她离开了白宫，离开美国）都很恼火——此时此刻的蒋氏夫妇并不是在走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宋氏家族丧失天命的时间并不是毛泽东在北京建立政权的1949年，而是在1943年，即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它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之前。

那些为媒体和国务院效力的观察家们注意并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潮流转变，但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当美国人真正在背后支持他的时候，蒋介石怎么能够失势呢？这是一个判断失误的典型案例，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以致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拒不认错，因为可悲的新闻正是报道者所探求的。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向蒋介石发起挑战。50万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与华南隔断开来。但是，尽管被分割在华北，共产党却有效地对日本人发起了游击战。为了逼退共产党，日本皇军采取了“三光政策”，把农村地区破坏殆尽，这种做法反而使更多的民众被驱赶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在南方国民党与日军对峙的地区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与敌军保持安全的距离。敌对双方的指挥官们穿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进行贸易活动，通过美国《租界条约》配送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物资被用来换取各种日本消费品，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

真正能打仗的是史迪威手下那些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部队。他们作战的机会不多，但每到非打不可的时候——如密支那战役，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蒋介石和陈纳德联合起来，不断诋毁史迪威，准备把他从中国赶走，“酸醋乔”史迪威每一次都是在蒋介石极力阻挠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那些名义上受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虽然孔祥熙仍在继续他的纸币哑剧，但货币已经贬得几乎一文不值。除了贪官污吏和部队军官之外，其他人几乎买不到工业制造品。除了极少数外，这些人中大部分都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竟然愚蠢地支持孔祥熙最新提出的通过限价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生产者们立即停止向市场供应肉类和食用油等商品，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在重庆，就连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曾经支持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现在也意识到，国民党最关心的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也开始调转矛头来反对它。一些人永远与之决裂，另一些人则温和地谴责政府的政策，结果都成了军统镇压的目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政权不去跟日本人打仗，却把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忠贞之士抓进戴笠的大牢。在戴笠设立的国民党集中营里，他们遭到殴打、挨饿，甚至砍头，或者被迫变成大烟鬼。

在蒋介石的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强制入伍的，军官们的忠诚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军队内部之中。这种事在中国并不新鲜，不过在古代，每当一个王朝陷落，整个官僚机构通常会被新王朝全盘接管，这样便在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了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典型的中国式改朝换代更换的只是最顶层，然而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这个旧的体制。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官僚阶层。

现在，统治中国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国民党的“可信度”，即它的声望，准确点说，是指“魔术师的把戏或假象”。这就是国民党“天命”的本质所在。随着蒋介石的可信度不断下降，那些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就如童话里那些知道国王其实并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便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都被他从宋家人（蒋介石一直以来对他们都很纵容）手中转移到了陈氏兄弟（蒋介石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CC系手里。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蒋介石的今天，因为陈氏兄弟直接代表着那些把他推上权力巅峰的人——青帮的高层，而现在，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杜月笙年事已高，已经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青帮，因为他与青帮把兄弟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要比他与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牢固得多。

宋家人的影响力并没有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虽然陈氏兄弟一派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宋家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地位和头衔。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再利用宋家人代表的自由主义来为国家装点门面，而是越来越依靠陈氏兄弟和戴笠，他本人也像希特勒那样变得狂妄自大，对美国表现得越来越傲慢。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失去美国对他的支持，美国政府官员们对蒋介石侵犯人权和通过各种伪装进行统治的做法根本就不在乎。现在美国的主导人物不是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而是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他越来越认同蒋介石关于战后“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为了取悦委员长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华盛顿官员及国务院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便牺牲再多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美国政府派海军指挥官米尔顿·梅乐斯前来帮助戴笠。梅乐斯曾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过针对日本人的“秘密活动”。梅乐斯承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要想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那位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的人，也就是特务头子。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SACO”（中美合作所）的联合合作机构。结果是，梅乐斯抗日的事没做多少，倒是帮了戴笠不少忙，而戴笠却没有为美国人做任何事。这便导致戴笠和美国间谍头子“野蛮比尔”威廉·多诺万之间发生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直接冲突。

多诺万显然清楚，戴笠尽一切可能不让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戴笠与梅乐斯走得太近了。飞抵重庆后，多诺万在一次宴会中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在场的有美国大使、中美双方的三军将领、戴笠和宋子文。赴宴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只有多诺万和戴笠依然保持着清醒。菜肴一道接一道地端上了，大家直喝到午夜时分。这时候多诺万突然对戴笠说，如果他阻止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这些特工们将单独进行活动。听到此言，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