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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1页）

1885年，儿子们上学的事，玉珍再也不能拖了。她仔细观察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发现自己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又是多么重要。在伊奥拉尼的英国教会学校，玉珍给了孩子们在群岛上有可能得到的最好教育。假使当初他们上的是普纳荷学校，也许能学到更多知识，与那些注定要统治夏威夷的传教士孩子有更多的接触。但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原因上来说，他们都无法进入那样的学校。不过，他们在第二流的学校里过得也不错。

可现在，孩子们得继续深造。很明显，他们都能上大学。他们个个头脑聪明，行为端正，刻苦努力，反应敏捷。他们的大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也学会了把指甲缝清理得干干净净。他们牙齿整齐，肤色白净。他们的体育运动相当出色，还能流利地说四种语言：原住民语、客家语、夏威夷语和英语。在数学和抽象分析方面，孩子们个个都超过了高中阶段的要求，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个，把整个家族的重担放在他身上，这个任务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困难。

玉珍想不出该送哪个孩子去美国，也决定不了他到了那儿之后应该学什么学科。1885年初，玉珍开始四处询问。头一个请教的就是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但他却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兴致勃勃地提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标准。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坚称：“除非某个孩子已经证明自己的体育运动十分杰出，否则就不值得接受教育。这样看来，应该选欧洲，他心灵手巧，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看着你的眼睛。得体、干脆的孩子值得信赖。长大了能靠得住。”这些话很好懂，但当乌里雅苏台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出于对英国传统的尊重——他又马上补充道，“但是，当然了，世界上只有英国才会让那种人品好，脑子糊涂的家伙去上学。在其他地方，你还是得聪明，咱们面对这个现实吧，五洲姨娘，你的儿子欧洲脑子很笨，我恐怕就是这样。只有美洲的脑袋能达到学者的要求。但他的体育运动太差劲了，我都不拿正眼看他。也许他最后会成为那种可怜人，一个思想家什么的。我可不会把钱浪费在他身上，要是在法国，他最后说不定能当上内阁大臣。”

玉珍十分赞同乌里雅苏台对两个孩子的分析。欧洲不管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是个体面温和的孩子，虽然算不上绝顶聪明，但是个好儿子。美洲聪明能干，但内向不爱说话，有时候玉珍真为他担心。她得出结论，乌里雅苏台那种不明所以的说辞，是为了掩盖他没法做出最后的选择。

阿皮科拉和基莫却完全没什么犹豫：“肯定是澳洲。”他们坚决地说，“他的夏威夷语说得那么好，好像已经念完了大学似的。”玉珍追问其他儿子们的性格、工作能力和商业头脑，他们给出了一个快速简单的答案：“只有澳洲。他唱歌的时候，你能感觉那些歌词是多么美好。”玉珍说：“你们两个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比我长。你们觉得他们怎么样？”答案同样很直接：“澳洲会过上快乐的生活，因为他笑起来那么好看，他很会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那孩子从自己的夏威夷父母身边溜开，来到姬家，玉珍就会听到他跟基莫和阿皮科拉开着玩笑。有一次她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去美国上大学。”他则答道：“我很喜欢那儿。”他的朋友分成四种：原住民、客家人、夏威夷人和豪类。在伊奥拉尼学校，他被选为班长，还参加了合唱俱乐部。“你希望把澳洲送去上大学？”玉珍追问道，阿皮科拉答道：“哦，是的！他在大学里肯定开心。”玉珍说：“可我们是送他去念书的。”夏威夷人笑道：“他那小脑袋什么时候学累了，什么时候就不用学了。”

华人社区在推荐问题上同样看法一致，部分原因是亚洲是老大，除非他自己不成器，否则理应得到尊重。但最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在旅馆街开了一家餐馆，经营得很好，他变成了不二人选。原住民说：“这孩子靠得住。他买得聪明，卖得精细。才十九岁就这么会做生意，比我那二十五岁的儿子还要强些。他要是我的儿子就好了。”客家人告诉玉珍：“这么多年，我们看着你的儿子们长大，其他孩子都更像夏威夷人而不像华人，但亚洲不一样。他的脑子是华人的，他肯定行。”很少有华人建议玉珍选其他的儿子，玉珍给他跟一个本地人家庭提了亲，那女孩儿的父亲有不少土地。这样一来，他便更深地扎根在华人社区了。姬亚洲注定要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

这样，就只剩下夹在中间的老三非洲了。他的体育成绩不好，学习成绩也平平，对商业或音乐也没有什么特长。他的脸有点方，跟哥哥们不同的是，他把大辫子盘起来，打成个突兀的发髻。谁要是挡了他的路，他便不客气，但他并不好斗。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是深思熟虑，再加上一旦决定了就像只斗牛犬一样死缠烂打。他的个人情感被隐藏得很好。他对乌里雅苏台?布雷克、阿皮科拉或者五洲姨娘都没有特殊的偏爱。他研究他们每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力量所在，而不是他们的爱。他的兄弟们很少喊他一起玩耍，可第二天上什么课程，却总是找他打听。母亲仔细地观察他，得出结论：“在那张固执的方脸膛下面，非洲这孩子城府最深。”

同样让玉珍感到头疼的，还有让那个选中的孩子到美国学什么的问题。乌里雅苏台?布雷克的建议简单直接：“世界是由那些能操控别人的人负责运转的，五洲姨娘。聪明人只有两个体面的职业可供选择。他应该成为弥赛亚那样的救世主，领导我们走出无尽的黑暗，或者他应该学习成为一名律师，然后就只有上帝知道他能取得什么成就了。如果我是个律师，我就去竞选议会议员。如果你儿子成了律师，他就能教你怎么欺骗政府。上帝知道，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学学这个。律师，五洲姨娘，其他的不用学。”

玉珍问他：“谁能做最好的律师？”

他毫不含糊地说：“美洲。”玉珍跟他想的一样。

基莫和阿皮科拉帮不上忙。他们两个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棕色的胖身体里翻腾着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最后基莫问道：“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得有所成就呢？亚洲已经有了一家餐馆，欧洲有一家商店，澳洲在学校里比别人朋友都多。他们喜欢夏威夷，他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何必要拿那些大事情给他们添乱？”玉珍虽然喜欢这些大个子朋友的想法，但还是问道：“一个律师，一个医生，还有一个牙医，你最喜欢哪个？”两个夏威夷人琢磨了一会儿答道：“对于一个夏威夷人来说，律师更好，他能发表动听的演讲，但对于伯爷来说，医生更好，因为挣钱更多。”

华人社区则更加实际。原住民们众口一词，都说得学医：“医生能得到尊敬，能挣钱，能成为城里的领头人，而且我们也需要中国医生。”客家人则说：“要当医生还得再花上两年。让豪类去当医生吧。你儿子应该做牙医。更快，长期来看，挣钱一样多。”

1885年，一个炎热的夏天，玉珍沿着努乌阿努大街快步走着，两个装满凤梨的篮子重量差不多，就像两种分量差不多的意见在她的脑海里激烈地斗争一样。她琢磨着是律师还是医生，是亚洲还是美洲，恰在此时，有两匹拉着J&W公司四轮平板车的马突然竖起前蹄，顺着旅馆大街冲下来，把背后拉着的车撞在了一根支撑着姬亚洲的中餐馆的柱子上。第一根柱子“啪”的一声倒了下来，屋顶的重量全压在了第二根柱子上，使它也倒了下来，于是整个屋顶全塌在了旅馆大街上。没有人受伤，一个夏威夷人拉住了脱缰的马的缰绳，很容易就制服了它们。

姬亚洲正待在餐馆里，他蹦到街上，冲着那两匹突然冲进来把餐馆撞得一塌糊涂的马破口大骂。玉珍快步走上来，大声喊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这时更是乱了套，夏威夷警察火上浇油地吼道：“别把那马牵到这边！让它们转个头，离这里远点儿！”马调了头，他又吼起来，“让它们转过去！”J&W公司有个男人匆匆赶来，安慰大家说，全怪赶车的，他刚才停下来看赌钱了，公司马上就解雇他。

在一片混乱中，玉珍本人也十分焦急，她看见一直在哥哥的餐馆里帮忙洗碗的非洲在人群中走着，安慰着人群。“好了，五洲姨娘！”他大声喊着，“别喊了，没人受伤。你看见刚才怎么回事了吗？你刚才站在哪儿？”警察跟拉住马匹的人打了起来，让他把马转过去，防止马儿们再次受惊。与此同时，姬非洲不动声色地记下了每一个目睹事件全过程的人。“当时哪儿都看不到那个赶车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问，“你看见马车撞上柱子了？”非洲来到J&W公司的人面前时，那人刚才关于赶车的一直在看赌博的说法变了，换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说辞。但非洲已经把所有听过第一种说法的人的名字全记了下来。事故的损失并不大，J&W公司不情愿地赔了一笔钱，数额不大，可毕竟做了赔偿。这笔钱最后归入了教育基金，送姬非洲去了密歇根，让他学法律。

五洲姨娘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非洲十七岁，一家人在夏威夷生活，一分余钱都没有，更别提送孩子去美国了。但在那些意义重大的日子里，玉珍做了很多冒险。她让已经在做生意的亚洲和欧洲借钱付非洲的船费，自己每天卖六个小时的凤梨和蔬菜，翻八个小时的地，还要保证两个小时四处打听消息。最后，有一天晚上，一家原住民店铺里的先生说，时辰很吉利。玉珍清洗了满是泥巴的脚，擦净了唯一的一件蓝布袍，在稀疏的头发上绑了一块寡妇头巾，上面扣上柳条斗笠。她用双手擦了擦脸，让自己看上去尽量体面些，然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离开了家，顺着努乌阿努大街坚定地走下去。她在街上买了一袋子粘满板栗的、好吃的棕色糖果。

她手里攥着糖果，走进位于唐人街中心的繁忙的旅馆大街，向右一转，经过亚洲的餐馆，欧洲的蔬菜摊，边走边寻找一条小巷子。巷子的尽头是一片迷宫似的华人棚户区。玉珍最终找到了，她口中求观音大慈大悲，保佑她顺利完成任务。她在一根横在巷子里晾衣服的竹竿下缩起身子，最后来到一个灶间门口。这个灶间比其他的更有派头些，但仍然很少有豪类知道这些人家的存在。它们完全隐藏在简陋的小屋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