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酒川龟次郎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很显然,他原本计划要让五个孩子接受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教育,可这个宏伟蓝图无法实现了。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工作,可还是攒不下足够的钱。因此至少得有几个孩子辍学去挣钱,好几种不同的方案让酒川一家人好几个夜晚彻夜难眠。
这不是龟次郎的错。他本来可以让四个男孩子留在学校里,让礼子姑娘去上大学,但中国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坏。语言学校的和尚和领事馆的官员一再地对日裔侨民说,天皇正面临着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这个神圣的男人,”和尚用沉痛的语气说,“天皇在夜里入睡时,肩负着全日本的重担。你们至少能支持我们的军队,让他们胜利挺进中国。”军队总是在胜利的边缘徘徊,日本人的新闻报道中显示,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新的省份被占领,可日本军队好像什么成就也没有取得。那一年的八月份,领事馆官员发布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说:“我想要这些群岛拿出五万美元来帮助拯救日军。”
酒川家捐出了七十美元。那天晚上,全家集合在一起。“礼子不能去上大学了。”龟次郎直截了当地说。那有着极高天分的礼子姑娘——麦金利学院鼓声俱乐部的主席,荣誉学生——双手放在膝头,娴静地坐在那儿。她是个好姑娘,一声也没吭,可五郎不能不说话。
“她比我们几个懂得多。她必须得上大学,然后她就能当上老师,给我们付学费。”
“姑娘们得嫁人。”龟次郎不慌不忙地讲着道理,“漂亮姑娘一下子就能嫁得出去,上学的钱和以后挣的钱都归了别人。”
“她可以答应我们不嫁人。”五郎提出。
“必须上学的是男孩子。”龟次郎说,“虽然我弄不明白你和忠雄怎么就没考进杰斐逊学校,你们难道是笨蛋吗?你们怎么就学不会说英语呢?”他用日语生气地说着。
“求您了。”温柔的女孩子恳求,“您也看见了,只有那些种植园老板的儿子们能进好学校。”
龟次郎扭头看着女儿。她说的理由让他又惊又气。
“是么?”他问。
“当然是这样。”礼子姑娘答道,“实和茂雄以后也考不进。”
“麦金利学校没什么错。”五郎厉声说,维护着亚洲人、葡萄牙人和本地土著上的那所教学出色、但挤得像兔子窝似的学校。学校舒适宜人,风气温和,即使在教室里也能骄傲地使用本地混杂土语。岛上有为数不少的政治家都毕业于这所学校,然而这里从未出过商业大亨。在麦金利学校,男孩子要是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得给人打碎下巴。尽管如此,这所学校还是能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学校里总会有兢兢业业的教师乐于看到像五郎这样的优秀学生茁壮成长。
“别管麦金利学校了,”龟次郎对孩子们说,“礼子去做哪种工作挣钱最多?”
“让她先挣三年钱,然后忠雄和我可以去工作,”五郎说,“到那时,她就可以去上大学了。”
“不行,”龟次郎说,“我发现,男孩子们一旦辍学,就不会再回到学校了。礼子必须从现在开始去工作。”
这时,那位沉静的姑娘忍不住啜泣起来,弟弟们看见她的肩膀不情愿地抽动着。五郎已经长成了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比父亲块头还要大,他走到姐姐坐着的椅子旁边,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父亲说得对,”他用英语说,“你得嫁人,你这么漂亮。”
“我们说日语!”龟次郎不满地说,“坐下。说说让她做什么工作?”
“我可以去做打字员。”礼子说。
“日本打字员挣不到什么钱。”龟次郎说。
“她能不能去给医生当助手?”忠雄说。他是个纤弱瘦高的男孩子,比五郎个子高,但不如五郎壮实,“那种工作挣钱多。”
“她没有受过训练,咱们也拿不出钱来。”龟次郎答道。他等了一会儿,几乎不敢把脑子里想的拿出来公开讨论。接着,龟次郎吞了一口口水,说:“我跟石井君说过,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