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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4章 年少坚定的信念 2（第1页）

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Δ文学迷Ｗｗ『Ｗ．ＷｅｎＸＵＥＭｉ．ＣＯＭ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14]上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刘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

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刘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21]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由于红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员侵吞契税，因之另创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纳契税的收据，元代叫做“税给”，一契尾分大尾与坐尾两联，大尾为收据，坐尾为存根，以备查究。此法实行后，对防止官吏贪污契税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后，官府规定，凡投税者，“止钤契纸，不连用契尾者”违法。是红契之后又多了一张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约必须一契一尾。

在先秦的文献中不见有契约录文。两汉的文献有叙事摘引契约文字的情况，但比较简单。如西汉初年，6贾与五个儿子相约曰：“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月而更。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西汉后期，沛郡有一豪富在病危时为遗令曰“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五十以付之。”还有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字《僮约》。这些资料虽不是契约的录文，但都接近于当时的契约原件，很有参考价值。文献中载有完整的契约录文是宋朝以后的事。要有两种情况：一为契约式样，一为契约原文。

契约式样大约开始流传于唐代后期。上述敦煌契约中有契约式样多种就是证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国家制定典卖契约式样[28]，作为“标准契约”，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纸’或“印纸”民间缔约时，要向官府购买印纸，填写后，再投税印契。此种印纸制产生，对契约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文献中载录契约式样之事大增。代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明代的《尺牍双鱼》和《万宝全书》等，都载有各种契约，为民间书写契约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契约形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文献载录契约原文，主要见于“家谱”之记述族产、墓地部分中。但今天所见的家谱以清代修的为最多，明代的很少，元以前的已不易见到。因之其中所载契约也较晚。福建晋江县陈埭丁氏的家谱修于清道光时，中录元代契约资料八件，这确是一批难得的资料。八件资料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至元二年（1336年）买花园房地用的“问帐”、“公据”、“官契”和“税给”，共四张。二组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卖花园山地用的“问帐”、“公据”和“官契”，共三张，缺税给。三组只有一张，为至正二十七年卖荔枝园及山地的“官契”[31]。大多数家谱中所载契约都很晚，属于明后期的不多。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再次深思起来，这一次想了很久才缓缓说道：“爷爷，我现在明白那个姐姐的话了，因为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涉及到的东西都很多，就好比是考古一样，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有鉴定，还有文字等等，虽然我很容易记得以前别人考古出来的事实和东西，但是真正如果遇到别人都没有考察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也没有办法的”

扎西多吉点点头，语重心长的说道：“孩子，你说得没有错，所以爷爷才让你现在好好的学习，就算将来你要走这一条路，也要走得最好，这样才对得起李，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想李也不会和你说那么多的东西的，不光是你李叔叔，还有文兵叔叔，每个人都很看好你，你可千万不要让大家失望啊！”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点点头坚定的说道：“爷爷，你放心吧！虽然我现在不喜欢老师教的那些东西，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性，那么现在我就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学得很好，将来才可以在考古事业上面做出一个伟大的贡献，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李叔叔，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扎西多吉点点头，嘴上没有说，但是心里面却叹道：“傻孩子，等那么多年以后，也不知道你这位李叔叔是不是还记得你啊！就算还记得你，有过你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和他认识，我想那个时候你也找不到他了吧！今天从他的神色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他也不想在那个位置上面的，只是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