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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敌后（第1页）

各自为战

永历时期，朱由榔率领的“逃跑朝廷”与东南沿海相距甚远，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少有交集。这种复杂的局面，给叙述南明的历史增添了一些困难。

为了确保情节的完整性，我只能通过频繁“换台”的方式，分开阐述永历朝廷和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

这种方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些错觉，比如前面发生过的事、死掉的人，后面可能又会提及，所以先提前说明一下。

好了，现在开始第一次“换台”。

相比于“正面战场”的顺风顺水，清军在福建、浙江等“敌后战场”却屡屡受挫，鲁监国朱以海、郑成功、黄斌卿纷纷点燃抗争之火，搅得东南沿海不得安宁。

敌后抗清的主战场，自然非福建莫属。隆武二年（1646年）下半年，博洛带着投降的郑芝龙走了，鲁监国在郑彩的护送下来了。这一退一进，特别是佟养甲、李成栋在辜朝荐的忽悠下进军广东，福建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扭转。

清军在福建防守空虚，南明残余势力得到喘息和补充，并逐渐恢复元气，开始轰轰烈烈的抗争。不过，福建的形势远比广东要复杂得多，因为在福建巴掌大的地盘，南明的抗清势力分成了三大派系：

——“浙系”，“核心”是鲁监国朱以海，驻地长垣，主力是建国公郑彩的部队，主要将领还有定西侯张名振（驻舟山）、同安伯杨耿（提督）、定远伯郑联（总兵）、闽安伯周瑞、平夷伯周鹤芝、荡湖伯阮进（驻舟山）等。

——“闽系”，“名誉老大”是郑鸿逵，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郑成功负责具体作战指挥，驻扎在厦门、金门地区。虽然郑芝龙曾经手握重兵，但大部分跟随主子投降，又被郑彩、郑联分走一部分，所以郑鸿逵、郑成功撤到金门时，并没有带走多少人，基本上是白手起家。

——“地方系”，主要是指各地官绅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师，将他们单独归成一类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些人“反清”是必须的，但反了之后服从谁的领导很难说，鲁监国、隆武（郑成功代表）、永历都是可能的选择。如果觉得选谁都不合适，那就自己领导自己。其次，即便选择其中一个投靠，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还是单打独斗。

三大派系的关系比较微妙，鲁监国指挥不动郑成功，郑成功也不敢拿鲁监国怎么样，地方义师更是抓瞎。尽管抗清的武装遍地开花（清浙闽总督张存仁曾向朝廷奏报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好在大家还比较能够顾全大局，互不干扰，只是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作战计划随心所欲，相互协同就更谈不上了。

有人说，福建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抗清武装的战斗力，为清军进取福建提供了便利。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统一指挥是否能够提高战斗力，关键要看是否有人能够胜任。湖南倒是何腾蛟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大家一起大踏步溃败。后来的事实证明，凭朱以海、郑成功的战略眼光和战术水平，都不足以指挥“大兵团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打乱建制、各自为战，不仅清军看着乱，自己都觉得相当乱，福建才有可能撑得更久。

此时的福建，确实已经成了一团浆糊！

“浙系”方面，鲁监国趁着清军兵力空虚，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底在长垣誓师，着手准备收复失地。誓师之后，率先动作的是驻扎在海坛岛的周鹤芝，这可是一个传奇人物。

周鹤芝，字九元，福建福清人，海盗出身，早年在福建沿海劫富济贫、闻名乡里。在此期间，周鹤芝与倭寇打过交道，并让儿子拜倭寇首领撒斯玛为义父。崇祯时期，周鹤芝接受朝廷招安，昔日的海盗摇身一变成了“缉私警”。隆武时期，周鹤芝被任命为水师都督，调往舟山，协助黄斌卿防守舟山。

撒斯玛后来做上了倭国的大将军，周鹤芝就想凭借自己的“海外关系”去倭国借兵抗清。黄斌卿不同意，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没必要引狼入室。性情刚烈的周鹤芝愤然离去，返回福建。郑芝龙决意投降清军，周鹤芝以死相谏未果，率部撤守海坛岛，继续跟清军死磕。

长垣誓师后不久，周鹤芝率兵攻占福清的海口镇，一度占领了近五个月。六月，清军攻陷海口，驻守在此的参谋林籥舞、总兵赵牧战死，周鹤芝被迫退守海坛火烧屿。

周鹤芝出师不利，急于求成的朱以海想“擒贼先擒王”，于二月初八派兵进攻福州。清军虽然兵力空虚，但留守部队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朱以海也没多少军队，省会福州根本就啃不动。

福州失利，朱以海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后派兵进攻兴化（今福建莆田）、福清。朱以海认为，驻守两地的都是前明降清将领，兴化是张应元，福清是张心裕，应该比较容易策反。

事实证明，朱以海还是太天真。张应元、张心裕比正儿八经的清军还要狠，铁了心地当叛徒，“浙系”军队再次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