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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秘密到底在哪里 淞沪会战（第1页）

当日历翻到1937年8月中旬，有远东第一都市之称的上海正被重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在黄浦江岸，阳光依旧灿烂，绿色的原野仍然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但是混浊的江面上却已经停满了抛锚的军舰，而且每艘军舰的尾部都无一例外地悬挂着一面“膏药旗”。

除了杀气腾腾，将炮口正对岸边的军舰之外，从头顶隆隆飞过的轰炸机的机翼下面，也同样涂有红色的“膏药标记”。轰炸机的袭击目标是上海市政府大楼，在排成纵队的机群向大楼发起俯冲后，大楼圆顶瞬间升起了滚滚浓烟。

战争让昔日的繁华都市完全变了样，往常车来车往和人头攒动的景象正在如同泡沫一样消失，人们把宾馆和办公楼都打造成了堡垒，所有的低层窗户都被堵得严严实实，门口的沙袋则堆得像柴火堆一般。

上海已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争，五年前爆发过一次，当时叫第一次淞沪会战，时隔多年，第二次淞沪会战又接踵而至。

8月23日，以第十一师团为主力的日本陆军两个师团在长江南岸登陆，此举不仅减轻了正在市区作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压力，并且对中国军队的防守左翼形成极大威胁。这一举措与日军在第一次淞沪会战中使用过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规模更大而已。

天降大任

第十一师团登陆后，即直扑罗店。位于淞沪侧背的罗店镇乃沪宁交通枢纽，日军一旦予以控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掐断中国军队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如此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作战双方自然都会不惜血本地舍命相争。

按照中国统帅部的命令，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争夺战。他们多次夺回罗店，但很快又告失守，接着再夺再争，有时一线阵地要反复易手七八次之多。

罗店附近有一座野战救护所，每天从罗店送来的伤兵都络绎不绝。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某担架兵今天还在抬运伤员，第二天便在火线抢救伤员时被炮弹炸死了，连抬下来治伤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罗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被称作“血肉磨坊”。紧急时刻，统帅部决定派第五十一师增援罗店，以稳定该地区战局。

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第五十一师，就是日后被称为“虎部队”的第七十四军的前身。第五十一师本身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它的基础是补充第一旅，1933年冬天，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而成。

补充旅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均为北方人，且大多为原西北军。美国军事观察家、海军陆战队情报军官卡尔逊十年前曾来过中国，那时中国士兵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个会打仗的商品，作战时只根据军饷拿多拿少选择出力的程度，给的钱多，就起劲一些，若是给的钱少，坐地就给你耍赖。

卡尔逊所说的打仗拿钱的士兵，实际上就是募兵。西北军全是募兵，而且是募兵中质量比较高的，当时凡由西北军这个体系训练出来的募兵，普遍都经过较为严格的训练，具有一定的作战技能和经验。

补充旅的中高层军官主要由黄埔军校的学生充任。民国时有一个顺口溜，叫作“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三大军校的特点。一般来说，保定军校的教育最完整、最正规也最扎实，早期的保定生需要七年才能毕业，所以保定生只要能够混上去的，多是师、军乃至是集团军一级的高级指挥官。云南讲武堂实施的则是残酷训练，学生在操场上不累死也得被扒层皮，因此有一段时间，云南滇军曾称霸西南，无人能敌。

与以上两个老字号相比，黄埔军校带有速成班的性质和特点，不仅受训期极短，而且所学课程也不过是团一级的军事教育，但黄埔生因为一放下书本就进入了战场，实战经验相对丰富。

以剽悍敢斗的北方老兵为底子，以接受过基本军事教育的黄埔军官为骨干，使得补充旅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军。

卡尔逊对中国观察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一支军队能打仗，是嫡系，并不一定就能生存发展得下去，何况补充旅并不是一个正规番号，属于中央军里的杂牌，一不小心很容易被别人兼并补充。它能够逐渐站稳脚跟，并且扩大规模，靠的不光是战功，还有无穷无尽的中国式智慧，而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便是补充旅旅长王耀武。

据说王耀武在当旅长的前一年，曾经去看过相。算命先生量了他的左手五指，说他有文相武帅之相，走路虎行，必主大贵，而且最近就会有乔升之喜。

王耀武起初也许没太当一回事，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相还真应验了。这下子不仅算命先生的生意爆红，连带王耀武本人也隐隐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有人说他是“燕颈熊背虎屁股”，王耀武听了很高兴，给全旅官兵训话时，常常特意把两腿张开，上身前倾，好像随时要像猛虎一般扑出去的样子。每逢讲到带劲处，他还会把右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的鼻子尖：“我王耀武要是贪生怕死，就是没有父母的骨头！”

“文相武帅，走路虎行”那会儿，王耀武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日后真的会跟老虎这个名号沾上边，他当时烦心的，是如何在具有中国国情的军队体系里，为部队找到一个最好的发展途径。

关系学

王耀武原籍山东泰安。这个外表看上去略显粗犷的山东大汉，却有着一颗非常细腻的心，说白了，就是很会做人。就职旅长的第二天，他就大发通电和快邮代电，总计不下百余件。收到他电报的人，凡是学历或官职比他高的，哪怕只是一面之交，他都要在电报抬头上尊称为老师、长官，自己则谦称学生、部属。

王耀武不是光嘴上客气，逢年过节，都要给指挥他的机构人员送礼物和津贴，而且还要不辞劳苦地亲自安排办理，务求让大家都妥妥帖帖、舒舒服服。长此以往，指挥机构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没有对他不满意的，遇到方便处也都尽量予以方便。

遍洒甘露只是为了广积善缘，真遇到事，得另外有点过硬的路子才行。当时王耀武最忌讳和最害怕的，是被拨归陈诚指挥。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大鳄”，陈诚但凡看到杂牌或是中央军中的杂牌，眼睛都是红的，那真是见一个吃一个，见一双吞一双。陈诚曾在江西临时指挥过一个地方师，结果处着处着，就想把人家给兼并掉，对方不肯，官司一度打到南京军政部，弄得军政部长何应钦都左右为难。

为了避开这个风险，王耀武决定跟中央军的另一个实力派顾祝同搭上关系，他用以取得顾祝同信任的一个办法，是提拔李天霞为代团长。

李天霞本人业务水平自然不赖，当团长是没话说，同时他又是钱大钧的亲戚，而钱大钧和顾祝同曾同为黄埔教官，乃是至交密友。通过山重水复的这么来回一转悠，王耀武终于跟顾祝同牵上了线，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补充旅挪到了顾祝同的保护伞下。

被陈诚“补充”的危险是暂时没有了，但树挪死，人挪活，老是呆着不动，部队也不会有多大前途。成立补充旅的第二年，恰逢红军北上先遣队进抵江西东北地区，南昌行营急调部队进行围追堵截。

王耀武立刻发现这是一个机会，据他判断，北上先遣队脱离了江西苏区这一老根据地，新根据地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一路作战都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必然疲困不堪。补充旅若是能够加入“追剿”队伍，一定能够从中捞到战功。

要走，得先经过顾祝同这一关，但顾祝同已经对王耀武非常欣赏和认可，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放人。

凡是王耀武心问口、口问心地盘算许久才想好的主意，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你不是不同意吗？那我就天天来请求，反正是冬瓜茄子、陈谷子烂芝麻地扯一通，既表明立场，也让故主知道，我要出去决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而纯粹是出于公心。

孙大圣见了会唠叨的唐长老都头疼，何况是顾祝同。与此同时，王耀武又去找何应钦请命，加上俞济时一再向南昌行营告急，顾祝同不得不接受行营命令，让补充旅脱离了自己的掌握。后来顾祝同跟何应钦在一起闲谈，还说王耀武真是很“调皮”。

“调皮”的王耀武获得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追剿”红军先遣队的这段经历不仅增加了补充旅的战功战史，还为他攀上俞济时创造了机会。

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生，曾以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一次淞沪会战，称得上要资历有资历，要军功有军功，而且他还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早就被蒋介石倚为心腹。当时俞济时的职务是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天子门生的光环和够硬够铁的关系背景，让他一度态度跋扈，但在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军”总指挥后，俞济时的脑袋就昂不起来了：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的交锋中，因屡次失利，他先后遭到了记大过和撤职留任的处分。

与这位沮丧的临时上司相处，王耀武丝毫不敢怠慢，以前怎么给顾祝同牵马坠蹬，现在还是给予一样的待遇。哪怕俞济时随便讲一句话，王耀武都要作为重要的上级指示，给部下们传达一番。当俞济时的指挥部随同补充旅的旅部一同行进时，王耀武总是不离俞济时的左右，他还特地从全旅挑选精壮士兵，编成警卫排，为俞济时提供安全保卫。

补充旅既能打仗，旅长对上司又这么体贴入微兼谦虚谨慎，恐怕没有哪个上司会不喜欢。很快，俞济时就把王耀武看成了自己人，以后随着“追剿”的结束，尽管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已经解除，但俞济时一直罩着王耀武。要不然像补充旅这样无正式番号的部队，即便有“剿匪”的战功，也很难逃脱消失的命运——不是在继续追击红军的路途中被消耗，就是一不小心被哪个“大鳄”给改编或兼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