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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强者才有机会生存 上高会战（第1页）

1941年2月，鉴于赣北战场相对平静，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定将第三十三师团调往华北，刚在上海组建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被调至南昌，以接替三十三师团留下的防务。

调来一个旅团，换走一个师团，南昌方面的日军兵力自然将有所削弱。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中将因此提出，应在三十三师团被调走之前，趁兵力富裕发起一次进攻，以减少赣北中方第十九集团军的威胁。

此时冈村宁次已经离开武汉，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为园部和一郎中将。园部是“短切突击战”的倡导者，所谓“短切突击战”又名“短距离截断作战”，也就是以攻为守，但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一打马上就撤回来的一种防御战术。

园部同意大贺在“短切突击战”的范围内在赣北攻击一下，然而大贺所考虑的却并非一击这么简单，他是想沿续冈村在任时的重兵突击战术，利用这个机会完全消灭第十九集团军。

过去第十一军总部与各师团之间不是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不过冈村比较细心周到，经常会主动到一线师团的司令部去沟通思想，对各师团长的特长和个性也拿捏得住。园部做不到这一点，而师团长们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通过直接接受参谋本部或“中国派遣军”的命令，来绕过第十一军总部的限制。

你说要短切，我偏要重攻，彼此都不买对方的帐。当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少将来到南昌视察时，他的观感是第十一军总部“有些悲观”，第三十四师团司令部反而“信心很足”。

后退决战

由于想法不一致，仗还没打，赣北日军就与他们的总部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状况。冈村在任时，每次开战前夕，他都要乘坐飞机、汽车乃至汽艇，尽可能地遍访各参战师团，在鼓舞军心的同时，顺便掌握前线实情。这次不同，负实际指挥责任的园部自始至终都坐在汉口闭门造车地下命令，赣北参战的师旅团长们也毫不在乎，各自为战，各事战功，这种“轻浮疏忽”的举动，无疑触犯了兵家之大忌。

按照计划，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旅团从北、中、南三路实施分进合击。1941年3月15日，南北日军率先启动，这两路日军负责对中方第十九集团军侧翼的部队进行攻击，把它们压向中路，最后在被视为赣西北中心的上高完成合围歼灭。

战斗开始不久，北路设防的中方第七十军接到命令，要求其一部留下进行侧击，一部后撤至上高以北加入二线兵团。

虽然看上去只是简单的一道命令，但它反映的却是中方战略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直至南昌会战，中国军队采用的习惯性打法，都是一线展开的传统单线布防。单线布防需要填充大量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就调集多达七十个师，把整个上海防线都全部塞满了。

这是抗战早期的标准战略思想，它的好处之一是开始可以防较长时间。可是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防线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旦一线阵地被突破，往后面去便不堪设想。淞沪会战是一溃千里，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几乎找不到较强的完整部队来继续设防。南昌会战也一样，当日军攻破前沿阵地时，罗卓英手中都没有援军可用以堵塞漏洞，及至日军即将兵临南昌城下，那么重要一座城池，城里居然仅有保安队和少量警察，奉新等要点则干脆只有警察可供维持秩序。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该守的地方没人守，一些对全局不起关键作用的地域，因为兵力正好充足，又往往守住了。一位对正面战场做过认真观察的驻华美国武官分析说，中国军队往往会轻易放弃那些只要几千人就能守住的阵地，反而在一个理论上不能防守的地方会死守好几个星期乃至好几个月。

这位武官对此表示无奈：“他们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打，为这个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中国人一定想这么打，是打着打着就成这样了。

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谋略层穷极思变，开始绞尽脑汁地构思一些新颖的战略方案。一些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换一种打法，不固守一线，而是逐次抵抗，后退至一定距离，待援军到达后再与敌决战，会不会不一样？

在这股大潮作用下，单纯防御的固定模式逐渐被打破，“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一点点浮出水面。事实上，在高安之战中，罗卓英已经有了“后退决战”的意识，他没有将七十四军继续填进高安防线，而是暂时放弃高安，就是有了后退一步制敌的考虑。

赣北和湘北地形都为“后退决战”创造了条件。这里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交通又屡经破坏，决定了它们与平原不同，不是随地皆可运动。运动受限，加之沿途的伤亡疲劳，战斗时间越长，突进的日军越容易成为强弩之末，也越容易被以逸待劳的守军所击退。

罗卓英敢于留置七十军的一部进行侧击，而不怕这股力量被日军趁势歼灭，则是掌握了日军的作战特点和习惯。

抗战前，中国社会的主流倾向是“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军官学校的教程主要翻译自日本，日本教官也有不少。以重点培养军事幕僚人员为目标的陆军大学为例，前九期请的都是日本教官。某种意义上，中国军人其实就是日本军人的学生，对“老师”使用的战术，“学生”并不陌生。

日军的战术原则很多，但核心的只有一条，即“攻击第一，包围第一”，冈村的指挥再精妙，其基本思路也脱离不了这条主线。反映在实战中，就是日军眼中往往只有要攻占或合围的目标地点，而忽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南京是如此，徐州是这样，就连冈村亲自指挥的南昌战役也概莫能外。当时侧翼有许多中国的败退部队落在敌后，如果具备机动优势的日军打定主意要予以歼灭，这些部队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偏偏日军仅以攻城掠地为满足，把它们都轻易给放过了。

正是知道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眼里全是上高，所以罗卓英才会在侧翼放置相当数量的反击部队。反击部队将与日军背道而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三师团展开骚扰和围攻。

让人过目不忘的部队

邹继衍是七十军一〇七师的一名营长。他在率部向上高行进的途中，不断碰到形形色色的友军，一时间，行军路上变得车马辐辏，摩肩接踵。

这些友军有的刚在前线受损要撤到后方进行整补，有的也像一〇七师一样，正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实施堵击任务，还有的是刚从后方调来的预备队。他们大部分属于第三十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系由四川省保安处的保安队为基础编成，出川抗战时正逢武汉会战后期，所以部队没有受到过严重损失，兵员尚能保持完整。

当然这说的仅仅是兵员，其他就没法提及了，邹继衍遇到的友军部队不仅武器装备杂乱陈旧，而且大多服装破烂、军容欠整。

军容可不是做表面文章那么简单。冈村就很善于捕捉此类细节，武汉会战时常从室内观察各部队宿营地，他注意到台湾旅团行军宿营都很混乱，士兵携带的帐篷常被当成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挡风霜雨露。与之相反，第九师团士兵所使用的帐篷完好，而且一到宿营地就支起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也井然肃静。

冈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九师团乃精锐部队，以后可派大用场，至于台湾旅团，就难堪大用了。

冈村的眼光是犀利的，他这一判断也可适用于任何一支部队。回到赣北战场，一〇七师在行军中曾迎面遇到一支川军步兵团，此时正好三架日机飞临上空，川军团看到后立刻炸开了，士兵们不会寻找地形地物隐蔽，只会像一群没头苍蝇一样毫无秩序地乱跑乱撞，其间居然也无军官出来指挥制止。

日机巴不得你们乱。一阵俯冲投弹加低飞扫射之后，川军团数十名官兵伤亡，辎重行李也被炸得一塌糊涂。

同样是遭到意外空袭。邹继衍立即指挥士兵疏散隐蔽，并架好改装的高射机枪对空监视，部队便未受到太大损失。邹继衍所在的一〇七师属湘军系统，本身也是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师，但在军事训练方面显然要比川军规范得多。

中国军队数量不少，可战斗素质和战斗力往往不高，在中国军队中，像川军和比川军稍好的湘军这样的部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真正的强军也是有的。当邹继衍率部进入一个两山夹峙的山垭时，他见到了一支以前从未见到过的国内部队。这支部队不仅武器整齐划一，而且军容雄壮，官兵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与川军的差别极为明显突出。

在与川军比较时，邹继衍尚有些自得，而现在他也不得不承认，湘军或许比川军稍胜一筹，却也远远不及眼前这支部队。

这支让人过目不忘的部队就是七十四军。现在它在抗战的战略作用又不一样了，事情还得从不久前军委会的一项评选讲起。

1941年初，军委会决定在西北、西南两地区各成立两个攻击军（即主力军），以作为大江两岸的机动部队。攻击军与普通军的区别之一是军司令部的编制明显扩大，军直属部队包括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团，另有半机械化搜索营、高射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信兵营、特务营（即警卫营），官兵人数比一个师还多。作战时，这些特种部队都可配属于各师，以加强步兵的火力和机动能力。

西北地区被改为攻击军的是第一军和第二军，西南地区已经决定下来的，是驻广西的第五军，那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部队，谁也没有话说。围绕着剩下的最后一个名额，各方面竞争相当激烈，大家都挤破了头想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