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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序

斯蒂芬？J。杜伯纳（Stephen　）

我认为素德？文卡特斯有着两种与生俱来的怪癖：发育过盛的好奇心和发育不足的恐惧感。

还能怎么介绍他？就像无数人一样，他在某年秋天进入了研究生院，被他的教授分派做一点研究。这一研究碰巧让他去了全美最为糟糕的黑人区之一，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　Taylor　Homes）。但是在他的研究早期，拜他那古怪的好奇心之赐，同时又由于在被武装毒品黑帮劫持为人质的时候，不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有的那种常识性恐惧所束缚，所以他会不断地回去，以求了解更多。

几年前，我为了与经济学家斯蒂夫？列维特（Steve　Levitt）合写一部著作——《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而在访谈中遇到了文卡特斯。文卡特斯曾经与列维特合作写过数篇关于毒品经济的经济学论文。那些论文当然都很有趣，但是文卡特斯自己又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迷人故事。他声调柔和，话语简洁，并不会主动提供太多信息。但是每当你问他某个问题，都会像从旧壁毯上抽出一个线头：整件事情会被抽丝剥茧般讲述出来，跌落到你的脚下。故事连着故事，点缀着珍宝般的细节以及难得一见的内幕：对街区进行恐怖统治的流氓警察，穷困家庭赖以谋生的豆腐渣工程，以及文卡特斯自己以黑帮老大的身份度过的那一天。

尽管我们在《魔鬼经济学》中提到了文卡特斯（那是许多读者最喜欢的部分），却并未花篇幅来讲述这些故事。值得称赞的是，他已经完成了这本出色的著作，详细讲述了他所有的冒险和不幸遭遇。他所讲的故事，远比小说更离奇，更有力，也更为震撼人心和有趣。在其中，他为一种街区描绘了一幅独特的肖像；而在其他所有的表达中，这种街区都被大大误传了。像我这样的新闻记者，可能会在这类街区待上一周或一个月，甚至一年。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改良家都只愿意在三尺之外展开工作。但是文卡特斯身体力行地在此街区中生活了将近十年。他带去了局外人的视角，带回了局内人的切身感受。许多关于贫困人口的著作，都倾向于把生计、呼吸、笑语、挣扎、情欲，把道德人都简化为受到隐性力量挤压的愚民。本书恰恰相反。它描述了毒贩、租户领袖、*、父母、非法商贩、警察以及文卡特斯自己是如何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日复一日、一个子儿又一个子儿地努力创造着一种好的生活。

我对文卡特斯有多喜欢和崇拜，不想成为他的家庭一员的愿望就有多强烈：他的无所畏惧实在太让人担心了。我也同样不想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因为他的好奇心必定会让人疲惫不堪。但是我非常非常开心能够成为文卡特斯作品的第一批读者，因为这本书和他本人一样非同凡响。

前言

清晨七点，我在一个毒品窝点醒来。这是罗伯特？泰勒之家地区2301号大楼的1603室。1603室被称为“楼顶”，因为人人都知道可以在那里得到的兴奋度高到要命，甚至比大楼真正的楼顶还要高。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二十多个横七竖八躺着的人，大多数是男性，睡在沙发上或者地板上，没有一个人是住在这间公寓里的。墙壁斑驳，蟑螂爬过漆布地毯。前一晚的活动——吸毒、酗酒、*、呕吐——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到那时为止，不省人事的人数超过了清醒的人数——在那些仍清醒的家伙中，也几乎没人还有现金再来买一剂快克可卡因了。所以在当时，“黑暗之王”发现继续销售的希望渺茫，就打烊歇业了。

我又在地板上睡了过去。我不是为毒品来的，我另有所图。我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为了我的研究，我必须要和“黑暗之王”——本地的贩毒黑帮——打交道。

阳光从“楼顶”的门口照射进来，把我唤醒（门板早就不见了）。我从另外一个浪荡子身上爬过，下楼到了十层。这是巴顿（Patton）一家住的地方。在我的研究期间，我认识了巴顿一家——应该说，这一家人都是守法良民。他们对我很好，几乎就把我当儿子了。我跟巴顿妈妈说早安，她正在给她的老公鲍普斯（Pops）做早餐。鲍普斯年届七十，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工厂工人。我洗了把脸，抓了一片玉米饼，出了门，走进了一个微风习习，清爽宜人的三月清晨。

不过是黑人区的又一天。

不过是作为旁观者从内部观察生活的又一天。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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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1）

1989年秋，我开始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在入学的最初几周里，我要接受一系列的指导。在每一次活动完成特定的内容之后，我们都会被警告不要走出校方警力密切监控的区域。在我们收到的详细地图中，标划出了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一小块领土的起点与终点：这是安全区。我们还了解到，除非是众人结伴，或者参加某个正式活动，否则即便是在界线之外的那些美丽公园也属禁区。

结果象牙塔变成了象牙堡垒。我当时住在海德公园的西南侧，芝大安排了许多研究生住在那里。我的学生公寓在丛林小屋街（Cottage　Grove　*enue）旁边一栋十层高的楼里。这栋建筑是海德公园与一个叫做木草地（Woodlawn）的穷困黑人区的历史性分界线。只要你曾在美国城市里的大学附近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对这种对比感到陌生。在分界线的一侧，坐落着景色怡人的哥特式校园。校内是优越的学生们，大多数都是白人，正在走去上课或者做运动。而在另外一侧，则是落魄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及服务（更换机油、擦洗窗户、出售毒品），或者在街角行乞。

我没有多少朋友，所以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开始作长途的散步，以了解这座城市。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社会学家来说，芝加哥的街头是一场盛宴。我被各种不同文化的街区和触手可及的文化与传统迷住了。让我很开心的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叫做“罗杰斯公园”（Rogers　Park）的片区，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作为一个来自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与那里不同的是，在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族群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节节攀升的街区。在19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当中的隔离地带得到了国家的关注。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并开始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威胁。我好奇为什么学校一直都警告学生对其敬而远之。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对我非常好奇。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稀奇古怪。我被询问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有时我会遇到野餐会，人们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黑人风味的食物。当我自称是个素食者而婉拒的时候，他们会有点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在研讨课上，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这样就会得到统计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为什么一个人可能会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要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喜欢与他们所写作的人群见面。这并非出自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心肠，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是杂乱的，非科学的，并且有产生偏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