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结束后不久,我病倒了,被送进我们的军医院。医院是距离监狱半俄里(约八百公尺)远的一幢独立房屋。那是一栋黄颜色外观、长形的单层建筑。每年夏天要用大量的赭石重新刷新外墙,巨大的院子里林立着为医院服务的各种机构和其他设施。例如医生的宿舍、办公室等等。主建筑里有很多间病房,但只有两间是犯人病房,里面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是在夏天,所以我们不得不经常移动病床,把它们靠得近些以挪出空间。病房里住满了“不幸”的人,首先是我们监狱里的人去那里,其次是那些原先被监禁在警卫室里的军人被告。其中有的已被判刑,有的在等待判决,有的是被转到别处去的。也有的人是从军纪营来的,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把军中违法和不可靠的士兵发配到那里,严格执行纪律,纠正行为,但是经过两年多后被放出来,发现他们还是些罕见的混蛋。
囚犯生了病,一般会在上午向守卫长官报告自己的病情,他会立刻记录在本子上,然后由卫兵带着纪录本,将病人送到医院里。在医院里,医生对所有从监狱里来的患者进行检查,确认真的生病再登记到医院的纪录里,正式住院就医。
我的名字被记了下来,等所有人下午都出发去工作时,我才去了医院。通常生病的囚犯自己会带些钱和面包,因为不能期望医院会在第一天就会提供伙食。另外,他们还会带个小烟斗,和一个装有烟草、打火石、打火用的铁块和引火纸的小袋子。当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小心地藏在靴子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里面,对这种不熟悉的囚犯生活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一个温暖、沉闷、阴郁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就更加显得死板、沉闷而且令人难受。卫兵和我一起走进接待处,那里有个淋浴缸。已经有两位病人在接待处等候,他们都是待审的被告,并有卫兵看守着。医生助手走了进来,显得没有权力似的懒懒看了我们一眼,又无精打釆地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医生很快就出来给我们作了检查,对我们非常亲切,给我一张有我名字的登记卡,以供以后记录病情、开处方,规定药的用量和饮食等等。这理所当然是病房医生应尽的责任。以前我就听说囚犯不断地夸赞他们的医生,并说医生“真的比父亲还要好!”我到医院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们脱去衣服,换上医院里的服装和内衣,他们把我们自己的衣服拿到医院的洗衣房去。而且还发给我们长袜、鞋子和一件褐色厚羊毛长袍,长袍里面衬的不是棉布而是某种脏脏的东西,总之是件非常脏的袍子,但住院不久后我就知道了它的价值所在。随后,我们就被带到犯人病房里。病房位在一条干净的长廊尽头,无论室内室外的清洁都令人非常满意,第一次见到时,四周简直好像在闪闪发光。但这可能是因为我刚从监狱的环境来到这里,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
两个待审的被告住在左侧的病房,我则是住在右侧。病房房门用铁栓拴住,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旁边还站着一位副手。医院卫队的下士军官吩咐他们放我进去。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边靠墙放着二十二张床铺,其中三四张床还是空的。床是漆成绿色的木头床,也就是大多数俄罗斯人都熟悉的那种床,由于某种原因,床上肯定会有臭虫。我的床在靠窗的一个角落。
正如我所说的,这里有从我们监狱里来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者至少是见过面的。这里多数的病人都是那些待审的被告和从军纪营里来的犯人。不能下床的重症病患并不多。那些轻症病患或者即将复元的病人不是坐在床上就是在病床间来回踱步。房里还有足够空间可以走动。病房里的空气异常混浊,充满臭气和医院里特有的气味,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难闻的药味和烟雾,病房角落里整天生着火。我的床上盖着一条有条纹的床罩,床罩下是一条打满补丁的粗布被子和很厚的床垫。其干净程度相当可疑。我床边有张小桌,上面放着一个玻璃罐和一个锡杯,锡杯上盖着一块发给我的小毛巾。桌底的木架上可以放茶壶和克瓦斯壶。病人之中喝茶的人很少。每个病人几乎都有烟斗和烟袋,甚至连肺病患者也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藏在自己的床底下。医生和其他长官从未来检查过,即使看见有人抽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但是病人们仍是很小心谨慎,往往窝在火炉旁边抽烟。到了晚上才会在床上抽。夜晚除了医院卫队长偶尔会来查房外,一般不会有人来巡视病房。
在那以前,我从未住过任何医院。因此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奇。同时我也注意到我引起一些人的好奇。他们已经听说过我的事情,非常不客气地打量着我,甚至还露出一种优越感,像是在学校里看着一个新生,或者像是在政府办公室里审看一位申请人一样。
我的右边床上躺着一个待审的犯人,他原是位书记官,一名退伍上尉的儿子。他因为制造伪币被拘留审判,他已经在这里躺了一年了,乍看没有什么病征,但他硬是对医生说他有冠状动脉瘤。他达到了目的:避免徒刑和体罚。一年以后他被送去T城,在那里的医院里疗养。他是一个健壮的二十八岁小伙子,为人非常狡诈,而且又懂得一点法律,是个非常聪明、不知羞耻、傲慢的家伙。他自负到了病态的程度,很严肃地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诚实可信的人,甚至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永远怀着强烈的自信心。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时就好奇地盘问我,并告诉我一些医院里的规则细节。当然他首先告诉我的是:他是上尉的儿子,似乎像个贵族一样,至少表现出自己“非常高贵”。
接着,是一个从军纪营来的病人走到我的床前,告诉我他认识许多以前被放逐的贵族,并且叫得出他们的姓名。他是个头发斑白的士兵,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他爱撒谎。他的名字叫契柯诺夫。他明显地是在阿谀奉承,大概猜想我有钱。他看见我的包里有茶叶和糖块,马上就表示要为我搞一个茶壶来给我煮茶。M-斯基答应我第二天会让到医院打工的囚犯带一个茶壶来。但是契柯诺夫把一切都办妥了。他弄到一个铁水壶,甚至还有杯子。他把水煮沸后泡了一杯茶给我。他侍候得无微不至,由此立刻惹起一个病人的刻毒嘲笑。那个病人叫乌兹杨切夫,是名待审的士兵,得了肺病,就躺在我对面的床上。我前面曾经提过他,那个因为害怕受刑而喝了一大瓶酒的人,还在酒里加了烟草,从此染上肺病。至今为止,他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呼吸艰难,但很严肃地看着我,并盯着契柯诺夫的一举一动。他那极端严肃的脸色使他的愤怒显得非常滑稽。最后他终于忍不住了:
“看,这个奴才,他找到主子了!”他气喘吁吁地间断说道。他的生命已经没剩多少天了。
契柯诺夫愤愤地转过身去。
“谁是奴才?”他鄙视着乌兹杨切夫说。
“你就是个奴才!”乌兹杨切夫用自信的口气答道。好似他完全有权骂契柯诺夫。
“我是奴才吗?”
“你就是。你们大家听见了吗?善良的人们?他竟然不相信他是个奴才!他还吃惊呢!”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些人不会动手,没有仆人就不习惯了。既然这样,为何不侍候一下呢?你这个毛鼻子小丑!”
“谁是毛鼻子?”
“你!”
“你是帅哥吗?如果我是毛鼻子、你的脸就是个乌鸦蛋。”
“你就是毛鼻子!既然上帝已经判你死刑,还不快点躺下来死去!安心等待到地狱去吧!”
“你说什么?我宁愿向皮靴叩头,也不向草鞋屈膝。我父亲从未屈过膝,也不允许我屈膝……我……”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但接连咳了几分钟,直到咳出血来。他筋疲力尽,浑身发冷,狭窄的额头上渗出冷汗。剧烈的咳嗽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还想吵,但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契柯诺夫最后也忘了这事。
我觉得这个肺病病人的怒气是冲着我来的,没有人会因为契柯诺夫为了挣几个戈比去侍候人家而感到生气的,或者会因此特别鄙视他。大家都明白他只是为了钱。普通人对于这一点不会那么介意,是能够分得清楚的。乌兹杨切夫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茶,不喜欢我戴着脚镣还像老爷一样要人侍候。好像我没有仆人就活不下去一样。虽然我并没有使唤人,也不希望有人来侍候我。事实上,我一直是想自己做这些事的。我甚至特别希望自己能不露出一丝软弱,不让人看起来像是不会做体力粗活的贵族。我不得不说我的自尊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事情总是如此?我从来无法拒绝那些拍马奉承、喜欢侍候别人的人们,他们缠着我,将他们自己强推给我,最后他们占有了我,实际上反仆为主,而我却成了他们的仆人。可是在外表上,自然而然我就是个贵族,好像我没有仆人就过不下去。对于这一点,我当然是非常恼火的。但是乌兹杨切夫是个急躁爱生气的人,加上他又是个肺病患者。其他病人对这件事很冷漠,甚至不屑一顾。我记得他们当时都在忙于另一件特殊的事情。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那天晚上将会有一个受了审判的犯人来这里。那时候他正在受“铁手套”的鞭笞。他们都好奇地在等候他的来临。不过他们说鞭笞不是很重,只有五百下。
我渐渐向四周环顾。我看到的是,那些真的病了躺在床上的,多数是得了坏血病和眼疾,那是一种地方性疾病;另一些病人患的是疟疾、各种酸痛、胸腔疾病等等。这里不像其他病房,他们把各种病人都集中在一起,甚至还包括性病病患。除了以上这些真的病人外,还有一些根本没有病的“病人”,他们纯粹是进医院来“休息一下、放松放松”的。医生们出于同情心,很愿意收留这些“病人”,特别是有空床位的时候。监禁在狱内比住在医院要糟糕得多。因此许多囚犯都想到这里来躺一躺。尽管病房里的空气非常污浊,房门整天紧闭,但是有些人特别喜欢躺在床上,喜欢医院里的生活。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军纪营。我好奇地观察着我的新伙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病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从我们的监狱里送进来的,也是得了肺病,并且已经奄奄一息。他叫米哈伊洛夫,躺在乌兹杨切夫旁边的床上,也几乎就在我的对面。两星期前我在监狱里碰见他时已患病很重,那时就该立刻治疗。由于他很固执,坚持用自己不必要的耐心来战胜疾病。直到节假日才到医院里来。可怕的肺病使他在三个星期后就离开了人间。他发烧得滚烫,他的面容在我刚入狱时就已注意过了,非常特别地投射到我的眼里。可是现在这张脸已经变得极其可怕,令我非常吃惊。他的邻床躺着一名从军纪营来的士兵,一个可怖、邋遢、恶心的老头……我无法把所有的病人在这里都描述一遍,但是这老头与众不同,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象。他使我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对这间病房里所有病人的特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小老头得的是重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整个星期都在打,在睡梦中也打,像凌空喷射一样。每次要连续打上五六个,而且每次都要认真地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惩罚!”此刻他正坐在床上贪婪地把纸烟塞进鼻孔里,为了打个更大、更舒服的喷嚏。他打喷嚏用的那块格子手帕是他自己带来的,已经洗得发白了。他的鼻子特别皱,上面全是细纹。他一张嘴就露出发黑的残牙和沾满口水的红色牙龈。他打完喷嚏后即刻就把手帕展开,仔细看看那上面有多少鼻涕,然后往自己身上那件棕色长袍上擦,把所有的鼻涕都留在长袍上,手帕上只留下一些湿湿的痕迹。他这样做了整整一个星期。为了不耗损自己的手帕而牺牲院方发的长袍,病人们对这种行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即使他们之中的某个人下次来住院时可能会穿上这件长袍。真令人吃惊,我们的普通百姓已不嫌脏到这种地步。当时我看到这一幕就深感不快,马上带着厌恶和好奇的心情检查自己身上的长袍。我刚穿上时就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现在我的体温使气味更浓,这是一种药物和橡胶混合的气味,同时还有一种脓肿腐烂的味道。这丝毫也不奇怪。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从一个病人身上脱下来又穿到另一个病人身上,里面的内里有没有洗过都不知道,而内里就有可能浸满一切肮脏的液体、药膏等等。囚犯在受了“铁手套”的鞭打、棒打后,医生会在他背上的创口涂上药膏,隔着湿漉漉的内衣直接穿上长袍,于是一切脏污全都沾染在长袍上。我在监狱的这几年里经常会去医院。每当穿上这种长袍总感到害怕和不信任。尤其是在袍子上发现虱子时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有的病人却显得无所谓,他们会痛快地抓住虱子,用粗大笨拙的手指把那些肥胖的虱子掐死,在他们脸上流露出快意的神情。大家也很讨厌臭虫。在沉闷漫长的冬夜里,经常会看到大家一起从床上爬起来消灭臭虫。然而,除了病房里这种令人窒息的浓重气味以外,病房外的环境是很干净的。可以把病房内比喻为衣服的内里,其干净度实在无可标榜。病人们已经习惯了,甚至认为理应如此,病房内的失序状态也无法使之保持得多么清洁。至于秩序,我以后会再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