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地沉浸在温柔的梦乡之中。六点钟,一听到轻轻的闹钟声,我的手便向放在我枕边的小收音机伸去,揿下了按钮。播出的是晨间新闻,可是听不清播音员在讲些什么。我又进入朦胧状态,我好像在梦境中听到有人在说话。这是睡眠中最美的阶段,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刻。靠了这架收音机,我慢慢地品味着这种持续不断的半醒半睡的假寐状态,这种使人飘飘欲仙的沉醉境界,这种惟一能使我忘却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遗憾的意念。我是不是在做梦,或者我真的在歌剧院里,面对着两个穿着骑士服装在歌唱气象的演员?他们怎么不歌唱爱情呢?后来我懂得了这跟节目主持人有关。他们停止歌唱,相互开起玩笑来。“今天很热,是高温天气,有雷阵雨。”其中一个说。另一个嗲声嗲气地插嘴说:“这是不可能的!”前面一个用同样的语气回答说:“肯定是这样,贝尔纳,对不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勇敢些吧!”贝尔纳纵声大笑地宣称:“这是对我们罪恶的惩罚。”另一个说:“贝尔纳,我为什么要为你的罪恶受过呢?”这时候贝尔纳笑得更加厉害,为了告诉听众这是什么罪恶。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有一件事也许是我们大家内心希望得到的:但愿全世界都把我们看作是道德败坏的罪人!但愿我们的罪恶可以和大雨、雷雨、暴风雨相比!今天每个法国人在头顶上撑开雨伞时,都会想到贝尔纳暧昧的笑声,并对他羡慕不已:我旋动旋钮,希望能在重新入睡时,有一些比较出乎意料的形象陪伴着我。相邻的电台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预报今天天气很热、高温、有雷阵雨。我很高兴在我们法国有那么多电台,而所有这些电台都在同一时刻播放同样的事情。一致性和自由的完美结合,人类还能希望有更美好的东西吗?于是我又旋回到刚才贝尔纳列举他的罪恶的电台,可是在那个波段上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为雷诺公司一种最新产品唱颂歌。我再旋动旋钮:几个女人在吹嘘削价出售的貂皮大衣。我又旋回到贝尔纳的电台,听完对雷诺公司的颂歌的最后节拍以后,又听到了贝尔纳的声音。他模仿刚才结束的那种旋律,用他悦耳的声音告诉我们,有一本海明威的传记刚刚出版。这已经是第一百二十七本关于他的传记了,不过这一本的确非常重要,因为这部传记论证了海明威一生中没有讲过一句真话。他夸大了自己在战争中受伤的次数;他装作是一个勾引女人的能手,可是有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证明,从一九五九年七月起,他就是个十足的阳痿患者。“不可能。”另一个带笑的声音说。接着贝尔纳又撒娇似的回答:“这是真的……”接着,我们又置身在一场歌剧之中,甚至连阳痿的海明威也和我们在一起。随后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声音提到一件最近几星期以来轰动全法国的案子:在一次小手术中,由于麻醉出了问题,导致一个女病人死亡。因此,负责“保护消费者”的组织,它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建议以后要把所有外科手术的治疗过程都拍摄下来,并把胶卷存档。据这个“保护消费者”的组织说,这也许是保证一个死于手术刀下的法国人能伸冤雪恨的惟一办法。随后我又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经快八点半了。我想像起阿涅丝来:她像我一样躺在一张大床上,床上右半边空着。谁是她的丈夫?看来他星期六一大早就出去了,所以只剩下阿涅丝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在梦境边缘徘徊。
随后她起身了,床对面有一台放在高脚架上的电视机。她把衬衣向它扔去,电视屏幕盖上了一层白色的织物。我第一次看到她赤身裸体;阿涅丝,我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她站在床边,她长得很美,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临了,她好像感觉到我的眼光,逃到隔壁房间里去穿衣服了。
谁是阿涅丝?
就像夏娃出自于亚当的一根肋骨,维纳斯诞生于大海中的浪花一样,阿涅丝出现于一位六十岁的老太太的一个手势之中。我在游泳池边上看到这位老太太在向她的游泳教师挥手告别,她的相貌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不清,可是她那个手势却在我心中唤醒一种不可遏制的、难于理解的怀旧情绪,在这种情绪中产生了这个我把她叫做阿涅丝的人物。
可是,小说中的人物,不应该是独一无二、难以模仿的吗?从A身上观察到的手势,这个手势和她合成一体,构成了她的特点,变成她特有的魅力,怎么可能这个手势同时又是B的本质,又是我对他的全部想像的本质呢?这件事值得思索。
如果在我们这个行星上已经存在过八百亿人,那么要是说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各种手势,那是不太可能的。从数学上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手势的数目要大大少于人数。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令人感到不太舒服的结论:手势比个人更加个性化。用谚语的形式讲,就是人多手势少。
我在第一章里谈起那个穿游泳衣的太太时曾经讲过,“在一刹那间,她那种不从属于时间的魅力的本质显现出来,把我迷住了。”是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搞错了。手势根本显现不了这位太太的本质,还不如说这位太太使我发现了一种手势的魅力。因为我们不能把一种姿势看作是某个个人的属性,也不能看作是他的创造(任何人都创造不出一种全新的非其莫属的独特的姿势),甚至也不能看作是他的工具。事实恰恰相反:是手势在使用我们,我们是它们的工具,是它们的傀儡,是它们的替身。
阿涅丝穿好衣服以后准备出门。她在前厅里停留一下,听了听,隔壁房间有轻微的响声,说明她的女儿刚刚起身。她不想遇到她的女儿,便加快步子走出公寓。走进电梯以后,她按了按去底层的按钮:电梯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像一个患小儿舞蹈病的人那样痉挛地抖动起来。这座电梯的怪脾气她不是第一次领教了。有时候她想下去,电梯却上升了;有时候门打不开,她被关在电梯里达半小时之久。就好像这座电梯想和她攀谈,就好像它是一头不能讲话的动物,想用一些粗野的动作告诉她一些重要的事情。她已经向女门房抱怨过好多次了,可是女门房看到电梯在搭载别的房客时都行驶正常,只有在搭载阿涅丝时才出现故障,因此把这看作是阿涅丝的私人琐事,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阿涅丝不得不走出电梯,徒步走下楼去。她刚一走出电梯,电梯便恢复正常,也跟着下降了。
星期六是最艰苦的日子。她的丈夫保罗在七点以前已经出门,中午和他一个男朋友一起吃饭。她却要利用这个休息日完成一大堆比她的办公室工作累得多的事情:到邮局去,还要排半小时队;到超级市场去采购,和女售货员拌嘴,没完没了地在收款台前面等候;打电话给管道维修工,对他说好话,请他在下午一点整来家,以免整天待在家里等他。她还要在两件急事中间设法抽空去洗一次桑拿浴,她一星期其他日子是永远也不会有时间的。傍晚以前,她还要摆弄一番吸尘器和抹布,因为每星期五来的女用人工作越来越马虎了。
而且这个星期六和其他的星期六还有所不同,这天恰好是她父亲去世五周年。她脑海中呈现出一幕景象:她父亲坐着,俯身在一堆撕碎的照片前面,阿涅丝的妹妹叫道:“你为什么撕我妈妈的照片?”阿涅丝帮她父亲说话,两姐妹马上大吵起来。
阿涅丝跨进了她停靠在楼前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