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从前一样,他们每年见一两次或三次面。年复一年过去。一天,他打电话告诉她,两个星期后他要到巴黎。她回答说,她恐怕没有时间奉陪。
“我可以将旅游时间延迟一周。”鲁本斯说。
“我恐怕仍然没有时间。”
“那么,请告诉我什么时候有空。”
“现在说不出。”她以明显地令人观察到的困窘回答,“不行,不久以后,我恐怕不能……”
“出了什么事?”
“没出事,没出事。”
他俩都感到很不自在。我们也许可以猜想诗琴弹奏者决定不再见他,但是不敢对他明说。同时,这个假设可能性很小(任何阴影都决不会扰乱他们美妙的约会),以致鲁本斯想向她提出别的问题,从而了解她拒绝的理由。但由于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完全不以势压人的基础上,甚至排除一切固执要求,他不让自己使她讨厌,哪怕只提出普通的问题。
于是他结束谈话,仅仅说:
“我可以再打电话给你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她回答道。
一个月后他再打电话给她:“你一直没有空闲见我吗?”
“别生气,”她说,“这与你无关。”
他向她提出同先前一样的问题:“出了什么事?”
“没出事,没出事。”
鲁本斯沉默不语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算了。”他终于说,忧郁地对着听筒笑了笑。
“这与你不相干,我向你担保。这与你无关。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你!”
鲁本斯似乎从最后一句话中瞥见某些希望。“可是,说这些毫无意义!需要的是见面!”
“不行。”她说。
“如果我有把握,你再不想见我,我就不多说了。但你说这是你的问题!你出了什么事?我们需要见面!我需要和你说话!”
他刚说出这句话,心里便想:不对,她知道分寸才拒绝告诉他真正的、几乎过于简单的理由:她再不想跟他来往。正是她的善解人意才使她左右为难。因此,他不应该坚持己见。他会变得令人讨厌,违反他们的默契,这种默契不允许表达得不到彼此赞同的愿望。
她重复“不行,对不起”,于是他不再坚持。
挂上电话时,他突然想起那个脚穿偌大篮球鞋的澳大利亚女大学生。她也被遗弃了,但她无法理解原因。如果有机会,他会以同样方式去安慰她:“这与你不相干。这与你无关。有问题的是我。”他明白,他跟诗琴弹奏者的交往结束了,他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他会处于一无所知之中,正如那个嘴巴长得漂亮的澳大利亚姑娘。鲁本斯今后要怀着比先前忧愁一点的心情周游世界。就像澳大利亚姑娘迈出她的大篮球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