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1。5两银子,2。5斗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以及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要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负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员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族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之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自己人”,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也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度用,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都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做,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现在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入关二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会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会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的庄稼,所包含的,不仅仅是钱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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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