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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B　艺术特征

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歌唱、装饰等等，都属艺术特征。显然得很，在文化的一切特征之中，艺术特征是最富于特殊色调的一种特征。它是一个文化之最直接呈现于感觉的层相。因此，当不同的文化分子接触时，最易引起彼此注意并且藉以识别彼此的文化类别的就是这一特征。印度妇女的装饰与法国妇女的装饰是那末显然不同。文化的艺术特征并不出于实用的需要，而系起于人的创造冲动或爱美的心理要求。这么一来，文化的内容因之丰富，且人生的趣味由之增加。衣服的器用作用本来只为蔽体御寒。但是，把衣服裁成各式各样，或绣上花鸟虫鱼，那就与实用无关，而是为了悦目。

C　认知特征

认知特征是一个文化的文化分子对他们所在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人事周遭所作的认知了解之总和，这一特征的典型成就当然是经验科学。但是，时至今日，并非所有文化的认知特征都已达到科学的阶段。有些文化的认知特征只在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阶段。例如，炼丹术之与化学，占星术之与天文学，便是如此。

D　器用特征

器用特征是一个文化的文化分子因生存或求知等需要而应用或采用的工具之特征。器用特征在人类文化的演变历程中，就已有的纪录来说，似乎出现最早。从旧石器时算起，如前所述，器用特征之出现距离目前至少已经一百万年了。之所以如此，系因器用常为人类基本生存之所需。人类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第一件大事就是求食以维生存。这就必须工具来帮助了。

我们在上面简略地陈示了文化的四种特征。

紧接着这四种特征的陈示之后，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上列四种特征在实际上是多少互相渗透的，而不是各自完全分离的。作者在上面把文化的特征分列为四种，作者不希望这会引起读者一个意象，以为在实际上文化的这四种特征是各自截然独立的。其实，在文化事物中，很不容易找出任何两个特征是各自截然独立而不相互牵连的。我们在上面所陈示的文化的四种特征，从方法上着眼，是四种构造（constructs）。我们藉这四种特征可以比较方便地聚摄并且观察文化的特征。在实际上，文化的四种特征多少是相互渗透的。兹以写字为例，现代西方人写字是有器用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写字是为了表达或交通。除此以外，西方人写字有时也讲求美观。这就是把艺术特征和器用特征在写字这件事上掺合在一起。从前中国士大夫写字，除了表达和交通以外，特别讲求书法。除此以外，磨墨时必须把墨拿得很正，否则就是“墨磨偏，心不正”。除此以外，又注重写字时整个身体的姿势——必须“正襟危坐”，以达到“正心”的境地。这就是把中国文化之器用的、艺术的和规范的三种特征在写字这件事上“合一炉而冶之”了。妇女穿上空装是器用特征加艺术特征。但是，不准穿上空装，说穿上空装“伤风败俗”，那就是牵涉到规范特征：规范特征在穿衣这件事上起拘束或干涉作用。电能触死人，这是一认知的结果。依据这一结果，我们发出“不可触电”的告诫。在这一关联上，我们是把认知特征和规范特征绞合在一起。

第二，在上列文化的四种特征之中，并非任一种特征与其他三种特征同样重要或同样不重要；而是同一文化在不同的时代所着重的特征可能不同，或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所着重的特征可能不同。在欧洲中古时代教权盛行，因而规范特征居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可是，工业革进以来的欧洲，经济发展成为富国的主导力量，于是器用特征凌驾其他特征之上。在中国文化未受到西方文化挑战以前，道德伦理的价值特别被强调，别的“奇技淫巧”受到轻视，于是规范特征特别肥肿，而认知特征、艺术特征和器用特征相对地显得消瘦，都受到规范特征的抑压。

第三，既然文化的四种特征多少相互关联而且其中常有轻重之别，于是某一特征过分膨胀时别的特征可能相应地萎缩。例如，现在许多地区的人唯钱是务，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为了赚钱要冲破一切宗教、道德和伦理的防制。许多中国文化分子为了赚一点点钱不惜“出卖灵魂”，为了赚小钱不惜“卑躬折节”。美国有种假装在外和奸而替人构成离婚条件的男女职业分子。演变所及，钱财成一推动社会的主导力量，腐蚀甚至荡决道德、伦理和宗教戒律。经济几乎决定一切，道德成了空虚的口头禅。这就是器用特征空前发达，而规范特征由被压缩而失去对行为的规范力。时至今日，由于器用特征空前发达，不仅规范特征被压缩，而且认知的努力受其左右，艺术活动必须向其靠拢以求生存。所以，纯科学的研究在今日不及它在十九世纪时代受到尊重，纯艺术愈益难以维持其独立性了。

第四，在上述文化的四种特征之中，各个文化的规范特征和艺术特征还在“各是其是”，我们还不容易树立一个公认的标准来评判孰优孰劣。道德的高下是很不容易作比较的。但是，认知必须是客观的，而且有一个经验世界摆在那里。因此，认知活动的成果是贯穿一切特殊文化的。美国文化和苏俄文化固然颇不相同，但我们总不能说美国物理学和苏俄物理学是两种不同的物理学。据此，如果我们一定要甄别一个文化“进步”与否，那末可采用的标尺有而且只有看它的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一意义之下说，科学高度发展的文化较高，科学低度发展的文化较低。当然，这完全是就现有的成就而论。就现在的科学成就来评判文化之高低，是唯一可以行得通而且比较客观的标准或参考点。除此以外，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任何其他可用的比较标准。当然，这样的标准之应用所得到的高低评判，与“先天”无关。何况没有任何文化是“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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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过分违离的问题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二者互相增长。例如，口腹之欲与请客风气之盛，男女之欲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人之教，都是相得益彰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些场合，某些文化价值替饮食男女之欲提供“理由”，使人做来更觉确有所本，理直而气壮。二，各不相干。中国文化从前以士为“四民之首”。一个知识分子之可作四民之首与他是否力举千钧毫不相干。三，互不相容。“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究竟是“舍生取义”，还是“舍义取生”，这是很难决定的一个问题。在这种场合的冲突，就是基本的生物逻辑与传统加上去的文化价值之冲突。现在值得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问题。

依照生物逻辑，肚子饿了就要吃东西。可是，依照一种文化价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依照生物逻辑，人有了性的冲动就得满足。可是，依照一种文化价值，人的行为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不可以随便“乱来”。在这类情形之下，怎么办呢？就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来说，这是“人禽之分”的关头。在这种关头，人应须牺牲情欲，而服从道德律令。这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去人欲而存天理”。然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所谓“天理”与“人欲”之战，自古至今无时或息。时至今日，由于科学知识发达而将那蒙上一层圣化色彩的“天理”之神秘揭穿，以及技术的发达而给人的生物逻辑之“解放”以种种帮助和便利，例如性的泛滥，于是“天理”已经打了决定性的败仗。不过，它并未消灭。即令是最彻底的存在主义者，只要他不是狼人而是活在人的社会里的人，也扔不掉那与风俗习惯糅混在一起的道德伦范之或多或少的限制。因此，“天理”与“人欲”的交战还会继续，直至人类完全变成“圣人”或完全归于“禽兽”为止。

这是生物逻辑与文化价值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生物层界与道德层界的一个永久不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站在古往今来一切治乱背后的问题。历史上大的道德伦理说教之出现无一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生物逻辑对人的驱迫和某些文化价值对人的规范或要求常常不相容，于是使人常常陷入动机冲突（motivational　conflict）之中。黎温（　Lewin）把动机冲突分作三类：第一类是趋进与趋进的冲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第二类是规避与规避的冲突（*oidance…*oidance　conflict）；第三种是趋进与规避的冲突（approach…*oidance　conflict）。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动机冲突属于这三类。

在趋进与规避的动机冲突中，一个人被同一目标所吸引又被它所排斥。而这种冲突是在内心的，因此往往极难解决。同一目标，就文化价值说是应须趋进而就生物逻辑说必须规避，或者，就文化价值来说应须规避而就生物逻辑来说必须趋进。这两种情形都构成内心的冲突。我们拿文天祥做个例子来说明第一种情形。就中国宋明理学家所高调的文化价值来说，文天祥既然是朝廷大臣，他就应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可是就凡人有求生之欲的基本生物逻辑来说，他最好是投降敌人以“保全首领”。这种关头是最难决定的关头。这种关头所作的决定是人生最大的决定。我们拿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二种情形。“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搂之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然则搂之乎？”这里就含有就文化价值来说应须规避而就生物逻辑来说必须趋进的动机冲突：如果“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那末即为表现一种文化价值的“礼法”所不许，因为这是被视为反礼教的勾当；如果“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那末正合人的基本生物逻辑的需要。在这种关头，人对于同一个目标既想规避又想趋进：文化价值的力量拉着他后退，生物驱力推着他前进，所以他不得不陷于动机冲突之中。动机的冲突使人挫败。挫败易于导向侵略。在一个因文化解体而形成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目标不能达到，于是大多数人陷于种种动机冲突之中。既然动机冲突使人挫败，于是这种社会到处潜伏着侵略倾向。潜伏着侵略倾向的社会就是“革命”的温床。在这种社会里，如果有解决动机冲突的意底牢结流行，又有奇理斯玛人物出现，给大家的侵略倾向汇成一条出路，那末洪流就沛然莫之能御了。第一次大战以后的德国，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刚从殖民制度之下解放出来的若干新兴国家之*，都足以例示这种情形。

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之间的违离还有程度的大小问题。生物逻辑对其违离有一个忍受域。这个忍受域之大小又因受不同文化的影响而有大小之别。例如，中国古老文化以“忍受”为最高美德。因此，中国一般文化分子除了具有特别忍受*的美德以外，对于忍受饥饿、水灾、旱灾、虫灾，以及疾疫所能到达的忍受域，绝非年轻的美国人所能企及。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虽然如此，中国文化分子究竟还是人，而不是化石。所以，中国文化的忍受域固然特别大，但不是无穷大。因此，中国有黄灾委员会之出现。任何文化对其文化价值之违离生物逻辑的忍受程度都是有一条最后忍受线的。一过此线，任何文化价值的要求，都会打回票，或变成呆账，或根本被推翻。当着文化价值违离生物逻辑时，其所要求违离的程度在忍受域以内因而可以“将就”时，生物逻辑可以有弹性地向文化价值调整。例如，我们的生物逻辑之一是喜欢吃好东西，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是讲节约。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有道德夫子叫我们不要大鱼大肉的吃，而吃青菜豆腐。我想，为了勉学作“圣贤”，许多人是可以照办的。然而，如果我们的道德夫子对于这种成绩还不满意，他要大家向甘地看齐，人人向伯夷、叔齐学习，那末大家恐怕只好“作鸟兽散”了。复次，当违离生物逻辑的文化价值不复有社会基础，然因其尚为一形式条件，因心理惯性而使它余威犹存，很少有人敢于正面反对时，就很容易变成舌头上服务的词令。如果现在有人强调“妇道”，强调片面的“贞操”，我想就会落空。

六　文化对文化的倚赖

不同的文化可以分作这个文化或那个文化。同一个文化可以划分作不同的发展阶段或不同的制度或不同的要件。依据这里所作分别，所谓“文化对文化的倚赖”可以有这几种意义：第一，这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之全般的或局部的倚赖。例如，在技术上，清末中国人兴建新式海军非仰仗西方文化不可。第二，在同一文化之中，后一个发展阶段对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倚赖。这也就是说，如果同一文化没有前一个发展阶段，那末便不能有后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后一个发展阶段是从前一个发展阶段衍生出来的，或者后者至少与前者相承。例如，就儒学而论，没有孔孟就没有程朱。就器用而论，没有电学上的发现，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电化世界。第三，在同一文化之中，这一个或这一类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现或存立常以另一个或另一类簇的文化要件的出现或存立为必要条件或充足条件。农耕之出现，可以大量生产食粮，支持较多人口生存，并养成一反游猎时代的奔驰习惯而安于定住。这样，才有固定疆界的国邦初型出现，大规模的战争才成为可能。轮之出现才导致交通系统。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最早的拟人（hominias）只能用手、脚、牙这些生物的装备来获取食物以维持生存。后来，他们大概用木棍或石头获取食物。依照旧石器时代下期（Lower　Paleolithic）考古记录，拟人之用工具是一件发展缓慢的事。此后，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Middle　Paleolithic），旧石器时代上期（Upper　Paleolithic），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新石器时代（Neolithic），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到现代，人类愈来愈倚赖非遗传的设备来营生。这里所说非遗传的设备，即是文化的设备。我们现在倚赖当前的文化要件以遂生。而当前的文化要件又是由过去的文化传衍得来，因此多少不能不受它约制。这就是文化对文化的倚赖。哥伦布向西航行的事改变了历史。他之所以敢于作这种冒险，因为科学家已经算出地球是圆的。蒸汽机发明了，新的运输和动力系统才能使十九世纪的世界改观。电的利用和原子能的释放，更为人类文化展开一个新纪元。一五○○年陆地运输马力日行一百英里。一九五○年航空机日行二千英里。地球为之运作地缩小者四百五十年后为四百五十年前的二十倍！这些惊人的成就，倚赖于过去的成就者不知凡几！如果人类今后不集体自杀，那末人类的文化势必还要继续发展下去。如果人类的文化还要继续发展下去，那末今后的文化对于过去文化的倚赖虽然不一定很多，但是同一时代的文化发展之相倚程度一定与日俱增。这一趋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经济互通、外交协调、军事联防，以至于和平工作团的派遣……很容易看出。巴西咖啡歉收，世界咖啡市场就要涨价。这类情形显示人类向世界文化走去。文化对文化的倚赖，无可避免地产生下列的几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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