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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　。。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9）

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我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我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维世说，妈妈前几天还问三姨、三姨夫和他们每个孩子的情况呢。二姐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两年多没有名世音讯，二姐心里可能明白，这孩子回不来了。她在她作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但她不愿去证实，因此从不跟人打听。

现在，胜利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祭拜母亲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孝养老父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姐妹团圆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孩子同享天伦了，她却离去了！她放下能尽情享受的家人之爱，离开这一切，自己去找名世了！看她放心不下的名世去了！

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

那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又报道：“【本报讯】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参加公祭的有林伯渠、罗迈、刘仁（女）和*人士章伯钧等六十余人。林伯渠同志主祭。罗迈、刘仁两同志报告任同志的革命生平，章伯钧先生报告其参加革命初期的英勇事迹。按任锐同志于十日在津因病逝世，遗体于十二日由津移平。”林伯渠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我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章伯钧先生早年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是我二姐的老友。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0）

那时，重庆那边也有报纸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一直在重庆生活的我大姐、大姐夫，和他们抚养长大的、我二姐的小女儿黄粤生，从报纸上知道我二姐不在了。

后来，周恩来同志给二姐题了墓碑：

任锐同志之墓

周恩来敬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195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我二姐逝世周年特刊上，发表了她一生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午夜》。二姐会作旧体诗，在延安时是林伯渠组织的“怀安诗社”成员。后来也写新诗。1948年8月，她随队伍转移到冀中一带时，感觉到胜利已经来临。她思念亡夫，挂念孩子，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写下了这首新体诗：

午　　　夜

午夜滹沱河的流水，

更清晰地发出响声，

一会儿又吹起了大风，

风声水声，汇成巨音，

使人不能安寝。

这些自然的音响，

很可能触动不幸人们的心情，

我却默默地躺着，

心里也还冷静。

我不去回忆儿父的惨死，

也不去回忆夫妇偎依

儿女绕膝的情景，

更不去想象战场上幼子的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