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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女道士，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在一些当代论著中流行这样的看法：唐代女道士近似娼妓，甚至就是娼妓。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证据，则是女道士们风流浪漫的爱情生活。

唐代女道士的主要来源有四：自愿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被简放的宫女、被遗弃的姬妾和不再当红的妓女。由于唐皇室崇道甚力，道教在唐代十分繁荣，因此这些女子能够得到供养而不至有衣食之忧（第一类人别有后盾，当然更不在话下）。这使得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参诵道书、习学歌舞和作诗；同时也有条件修饰容仪、讲求妆束并美化居住环境。这就是唐代文士诗歌中常常将女道士描绘形容为“仙女”、“仙子”，将她们的道观比喻为“仙境”、“仙乡”的物质条件。

在女道士中，修道的公主和贵族女子当然是上层，她们领导着有关的潮流和风尚。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公主和贵族女子是在性关系方面最为开放的群体，因此她们在这方面的观念和作风不可能不影响她们的“道友”。

最后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必须注意。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除娼妓而外，女冠（或女尼）们是另一个“无主”的女性群体，使男性可以完全合法地将性兴趣指向她们并被接纳［22］。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其余的女性都是“有主”的，或属于帝王，或属于男性家主，未婚女子也受到他们的监护。男子若将性兴趣指向“有主”的女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合法的（尽管实际上也可以通奸淫乱）。附带说一下，旧时“寡妇门前是非多”之谚，原因也在于此——丈夫一死，她暂时成为“无主”，男子的性兴趣可以相当合法地指向她，所以是非多；若赶快结束这一状态，要么改嫁，要么宣布“守节”（这样就可获得夫家的监护），就可重归“有主”而安定。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女道士之风流浪漫的爱情生活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试想这些身世经历不同寻常的、美貌的、有文化的、有艺术修养的、在性观念方面又非常开放的、而且是男子可以合法地与之调情乃至求爱的女道士们，会何等地令唐代的文士们心往神驰、梦魂颠倒啊！关于他们对女冠们的赞美、爱慕、幻想乃至“梦想成真”的浪漫恋情，文士们留下了无数诗章：

月帔飘飘摘杏花，

相邀洞口劝流霞。

半酣乍奏云和曲，

疑是龟山阿母家。［23］

芙蓉脂肉绿云鬟，

罨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

不知何事忆人间？［24］

夜静门深紫洞烟，

孤行独坐忆神仙。

三清宫里月如昼，

十二宫楼何处眠？［25］

水思云情小凤仙，

月涵花态语如弦。

不因金骨三清客，

谁识吴州有洞天？［26］

凤管箫声来未足，

懒眠秋月忆萧郎。［27］

第一莫寻溪上路，

可怜仙女爱迷人。［28］

共知仙女丽，

莫是阮郎妻。［29］

绰约小天仙，

生来十六年。

姑山半峰雪，

瑶水一枝莲。

晚院花留立，

春窗月伴眠。

回眸虽欲语，

阿母在旁边。［30］

以上所举，只是极小一部分例子。到了晚唐五代，许多用词牌为《女冠子》、《天仙子》所填的词，也大量歌咏女冠与文士之间的浪漫情事，有些还颇为香艳。比如温庭筠《女冠子》有句云：“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帏”；又如韦庄《天仙子》句云：“露桃花里小腰肢，眉眼细，鬓云垂，惟有多情宋玉知”；再如和凝《天仙子》句云：“翠娥双脸正含情，桃花洞，瑶台梦，一片春愁谁与共”等。此类作品未必能件件具体指实，即便出于虚构，也是文士与女冠风流韵事的间接反应。这类韵事在当时被视为佳话而非丑行。

女冠中的班头，或当推李冶（季兰）和鱼玄机二人。她们二人都是才女，有诗名。才女而兼女冠，这对唐代文士来说有着双重魅力。《唐才子传》说李冶“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她与各种人物交游，包括山人陆羽、名僧皎然，当然更多的是刘长卿之类的文士。她的才名艳声传播四方，传说连唐玄宗都将她当做女清客请到宫中去住了月余（不可信，若有此事，应在德宗时）。后来因给叛臣朱上诗，“言多悖逆”，被皇帝下令“扑杀”。鱼玄机名头更大，《三水小牍》说她：

妇女们（7）

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