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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本想以后寻个机会向鲁迅请教，可是不久就被派往中央根据地，没有机会再次拜会鲁迅先生了，成为他的一大遗憾。1936年10月，正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的陈云得知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他便以“史平”为笔名，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一个深晚》，缅怀了与鲁迅一面之缘的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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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自尊而疏远：胡风与萧红

胡风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9年秋进入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回到上海。回国后就参加左联的活动，与鲁迅相处得很密切。

1934年10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将他们的小说初稿给鲁迅，请求批评指导。鲁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篇序，并让胡风为萧红的小说作篇序。胡风读了这部小说，很受感动，动手写序时发现小说没有书名，他就根据小说的内容取名《生死场》。在小说出版前萧红发现鲁迅给萧军写了序，就要求鲁迅也给她的小说作篇序，鲁迅便亲自作了序，并将胡风的序作为后记。

1937年9月胡风筹办抗战刊物《抗战文艺》，当时胡风向文友们约稿并征求意见，萧红则直截了当地建议改成《七月》，以纪念七月发生的“七七事变”。不料，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以《七月》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轻诗人，形成了“七月诗派”。

1938年5月萧红带着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在他们举行完婚礼后，胡风私下对萧红说：“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高兴。不知你冷静地考虑过没有？”这句话伤了萧红的自尊心，开始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1939年底重庆大轰炸后，萧红的肺病开始加重。萧红提出前往香港治疗。胡风不知原委，以为他们是逃离重庆，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端木与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端木与萧红得知后非常不满，随即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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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释前嫌携手战斗：鲁迅与冯乃超

冯乃超；祖籍广东南海县，生于日本横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开始参与创造社的活动，成为该社出版部东京分部的联络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毅然回国，成为创造社的中坚力量。他们于1928年初创办《文化批判》，积极倡导无产阶级文学。只是他们在日本就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回国后面对革命的低潮，他们不是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共同对敌，而是将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视为攻击的靶子，因此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等进步力量。首先发难的是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文章攻击鲁迅是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怀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接着成仿吾、李初梨、彭康、钱杏邨等也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贬低鲁迅等进步文学的浪潮。面对这伙年轻人的发难，鲁迅先后发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予以反驳，并阐述了对革命文学的见解。文学史上称这次论战为“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战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冯乃超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主动拜访鲁迅，平息了前嫌。鲁迅认为这次论争是“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可见鲁迅始终是将创造社的大多数成员当作统一战线的伙伴的。

鲁迅与冯乃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冬，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根据*中央的精神，决定建立左翼作家组织，由鲁迅来领导。冯乃超在柔石陪同下，到*里拜会了鲁迅。就建立作家组织问题征求了鲁迅的意见，鲁迅对建立左翼作家组织表示了赞同。1930年2月16日，鲁迅、冯雪峰、柔石与冯乃超、夏衍、郑伯奇、蒋光慈等12人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咖啡馆会晤。这次会晤具体地商讨了成立“左联”的事项，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和团结国内左翼作家的筹备委员会”，推举冯乃超和冯雪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的起草人。2月24日，这个《联盟纲领》草成后，冯乃超到*里拜访鲁迅，征求他对《联盟纲领》的意见。鲁迅对这个《联盟纲领》表示同意说：“这种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同时冯乃超还与鲁迅商讨了“左联”的领导机构和鲁迅在成立大会上阀阅能当问题。在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联盟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鲁迅、冯乃超都被选为常务委员，冯乃超还担任了“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鲁迅和冯乃超都作为“左联”的领导成员，携手开创革命文学的新局面。

1930年9月17日晚上，冯乃超代表“左联”在一家荷兰西菜馆为鲁迅举办了50寿辰纪念会。下午五点多钟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来到菜馆。到会的还有茅盾、田汉、叶绍钧、傅东华等进步文化人士和苏区来的代表，约计二十多人，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也出席了这次纪念会。1931年初，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杀害，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冯乃超奉命去从事《红旗报》的恢复工作，不久，他又被调离上海，遂与鲁迅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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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化解了矛盾：胡适与郁达夫

创造社的作家们年轻有为，思想激进，在文学创作上崇尚自我，张扬个性。他们的这种创作追求，除了在一部分作品中得以体现外，更主要的是通过论争来显示他们的力量。1921年他们与文学研究会打了一场“为艺术”，还是“为人生”的笔墨官司之后，又在1922年由郁达夫发动，向胡适开了火。

在这一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郁达夫发表了一篇随笔《夕阳楼日记》。文章针对余家菊从英文转译的德国学者威铿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进行了指责，认为这部译作粗制滥译，没有达到信达雅的水平。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里虽然没有点出胡适的大名，郁达夫确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是朝着胡适发难的。因为余家菊是胡适过从密切的老朋友，又是翻译杜威、罗素等西方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家。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来华讲学时，胡适陪伴左右，到处演讲，还给老师当翻译。可见郁达夫所指的“新思想家”就是胡适。郁达夫之所以如此恼恨胡适，还与三年前的往事有关。1919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时，曾以仰慕的心情给胡适写信，提出面聆教诲的请求；却没有收到胡适的回音。郁达夫耿耿于怀，便借此机会对胡适的权威性指桑骂槐地提出了挑战。

郁达夫的文章发表后，特别是文中的一些近乎村妇骂街的言辞，对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学翘楚性的人物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就在与丁文江一起创办的《努力周报》上以《编辑杂谈·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说：“余先生固然也不免有错误，余先生的译本却几乎句句是大错的……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和“浅薄无聊”。胡适的话柔中见刚，加之胡适本身的影响，文章发表后给郁达夫造成很大的压力，于是就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信求救。郭沫若认为，胡适攻击郁达夫，还把创造社连带进去，十分恼火。他们就集体出动，予以回击。郁达夫马上挺起腰身发表了《答胡适之先生》，郭沫若发表了《反响之反响》，成仿吾发表了《学者的态度》等文章，对准胡适开火。接着，郁达夫还写了篇小说《采石矶》，以古讽今，影射胡适是个伪君子。

胡适面对这种攻势，他不愿意这样无尽无休地打笔架，于是就在1923年5月15日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信表示：“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还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时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恨或仇视的恶意。”　郭沫若读了胡适主动求和的信，觉得应该适可而止，就在1923年5月17日给胡适回信表示，“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　郁达夫也在回信中诚恳地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还写道：“你既辞明说‘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这样这场笔墨官司就风平浪静了。郭沫若返回上海后，胡适和徐志摩特意去看望他和郁达夫，表示了友好的诚意，也显示出胡适的大度与宽容。

因女师大风潮而反目：周作人与陈西滢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22年从英国伦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大英文系担任主任。1924年与胡适、杨振声、王世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由此而形成了现代评论派。

周作人与陈西滢同为北大文科教授，联系较多。周作人经常与陈西滢、张凤举、郁达夫等同事在一起聚餐，周氏夫妇也曾与陈西滢夫妇一起游香山，逛碧云寺，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但是，在1925年3月的女师大风潮中，《现代评论》公然发表文章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对进步学生大肆进行造谣诬蔑。1925年5月27日出版的《京报》发表了由鲁迅拟稿，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六名教授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一文，含沙射影地攻击这六名教授，散布谣言说：“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此文激起了周作人的不满。他随即在《京报·副刊》发表了《京兆人》一文，针对陈文的流言飞语进行了反驳。这两篇相继问世的文章，揭开了周作人与陈西滢论战的序幕。

1926年1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冀图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做个和事佬，不料却遭到周作人的反击。周作人也在《晨报·副刊》发表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指出：“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陈西滢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当即给周作人写信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这封信将周作人与鲁迅“一锅煮”，无疑又扩大了打击面，又牵连到鲁迅与陈西滢的直接论争。

此后不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以《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为总题，揭露了陈西滢所谓“叫局”谈话的真相，给陈西滢很大的难堪。这个当儿，凌叔华出面给周作人写了封信，才使得这场论争偃旗息鼓了。凌叔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正在与陈西滢谈恋爱，周作人当年也在燕京大学兼课，对凌叔华印象很好。既然自己的学生出面斡旋，周作人就只好停止与陈西滢的交锋。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陈西滢又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68期发表《闲话》，诬蔑女学生杨德群的死，是被人利用与强迫的。周作人针对陈西滢的流言，发表《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文，指出陈西滢“实在是现代评论社里替章士钊最出力的唯一的人”。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论并非文人相轻》，说他“轻”陈源，并非是文人相轻，而是因为“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

在相继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与陈西滢的论争和批判，是与鲁迅并肩而战的。后来在双方论战的激烈之时，胡适出面调停，分别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写信，说是这是“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周作人才不再批判陈西滢。鲁迅则不买胡适的账。

他们演出了“双簧戏”：钱玄同与刘半农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19岁留学日本，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迁到北大后，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是由陈独秀牵头的六位编委之一。而刘半农于1917年到北大担任预科教员时，就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一道，并称为《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从1917年起，他们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当年反对封建文化的冲锋陷阵的斗士。

两人既是同事，也是战友。他们携手合作，制造的“双簧信”曾经轰动一时。当时，新文*动刚刚起步，许多人习惯于恪守旧的传统，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为壮大文学革命的声势，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这就是他们的“双簧信”。

他们的“双簧信”，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写文章为“王敬轩”鸣不平，有人写信责问《新青年》为什么发表“王敬轩”的文章，各种观点，纷纷出笼，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也跳出来为“王敬轩”张目，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攻击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并希望军阀势力用武力来打击新文化运动。

对这场“双簧信”，鲁迅对刘半农的进步很有好感，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但是，胡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双簧”显得“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钱玄同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致力于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经学诸领域都有建树，成为我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还积极倡导文字改革，是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之一，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最早的拟定人，是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人之一，还是最早的白话国语教科书的创编者。刘半农则到法国进修，取得博士后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教学之余，在白话诗创作，外文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语音实验，以及音乐、摄影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上下枪杆子延请笔杆子：陈布雷与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深知“笔杆子”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