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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竞选的同时，也遭受了挫折。我们每天要在三个不同的小镇赶三场活动，通常每晚却只有一个小型的筹款会。我们专注于政治巡回演说，专注于提高就业率。我们典型的一份竞选活动日程包括：早晨来到一家被迫裁员的比萨店；中午去一家无法在加州立足的互联网客户信贷服务公司；下午再去走访一个连续四个半月无法发工资的电子产品承包商。

每天都如此繁忙，就算是再强壮的人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虽然，我结束癌症的治疗已有一年多，医生也宣布我已经完全康复，但我仍然在不间断地接受治疗，希望能尽快地从各种癌症治疗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10月25日，在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很晚才回到酒店。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我觉得我的整个左半侧身体如火燎般疼痛。我赶紧给我在生病期间结识的朋友，也是我的外科大夫劳伦·格林伯格发短信，问她我是否应该去医院接受治疗。她马上回复我：“必须赶紧去医院。”我叫醒了弗兰克，又给黛博拉打了电话。就在那天早晨，离大选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住进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院。

在经历了乳房切除手术的噩梦后，我在那年夏天接受了乳房再造手术。植入我左侧胸部的假体受到了感染，为了防止进一步感染，医生不得不再动手术去除假体，并清理伤口。黛博拉后来告诉我，在我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她很怕从此就要失去我了。而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护士给我测量了体温，高达42摄氏度。

我没有听从医生的规劝，在手术后一天就出院了。当时是周三，离大选还有6天，但医生一定要我接受复杂而大胆的抗生素治疗。我们都表现得无比坚强，但事与愿违，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我病得不轻。我想黛博拉、马迪、朱丽叶和整个团队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大家仍在继续卖命地工作，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国家民主机器奋起反抗，全力支持博克瑟上任，甚至连奥巴马总统也参与了一项为博克瑟筹款的竞选活动。米歇尔·奥巴马几天以后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副总统拜登夫妇也现身为博克瑟打气。内阁成员纷纷出现在最后揭晓竞选结果的集会上。那个周五的最后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博克瑟依然以领先8个百分点的优势，保持着自己的战绩。

大选前的一个周日，弗兰克和我去见了曾经担任里根总统竞选经理的斯图·斯宾塞一家，他的妻子巴布是我参加竞选活动过程中的良师益友，是她引荐了我们。我们一起吃了早午餐，斯图告诉我说，他对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了研究。他说情况不容乐观，但我依然有机会获胜。然后，他问了我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周二的天气如何？”我说：“应该是美好的一天。”“那么，我觉得你肯定会输了竞选”。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另一方会在洛杉矶取得胜利，然后抛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瓶子，让选民继续选择她。”那天离开时，弗兰克和我向斯图一家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我们钦佩他的英明和友善，但对他的判断并不认可。

大选当晚虎头蛇尾的竞选过程让人感到沮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还没有投票的人会倾向于我。随着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流逝，博克瑟一路领先，但我们依然保持着希望。在洛杉矶城的结果出来之前，有超过14的注册选民还没有投票，加州州务卿的民意支持率也在一路下滑。他们认定，博克瑟肯定会赢。但是我们没有认输，还有没有投票的选民，而且网络投票的结果或许会带来转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博克瑟参议员开始发表她的胜利演说，但我们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我的支持者们纷纷来到我们的竞选总部聚集，时间越来越晚了。我不得不对他们说点儿什么。但是，应该说些什么呢？事情发展到眼前这一步，看着家人、朋友和周围的好心人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不知道自己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我已经感到身心俱疲了。我对破釜沉舟的竞选活动，对不听自己使唤的身体都感到厌倦。在开始进行公众演讲前，我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洗手间，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医生们三周前告诉我的事情。我整理了自己的西装，走了出去。弗兰克知道我的努力。“再过几天，才能出结果的。”他说，“你准备干什么？”我不太确定，但我知道一点：我得对我的支持者们说点儿什么，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说出来了。我不希望以后再后悔，我也不希望等身体里装了新的塑料假体后再来做这件事。

我走向空旷的舞台，向大众发表演说。尽管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迷惘的气氛，但观众对我的出现依然给予了热情的掌声。那天晚上，共和党胜出的热潮席卷了整个美国。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今晚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告诉观众，“但是，加州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笑了。我不是为了认输才到这里来的。事实上，还没有人知道晚上的大选谁赢谁输。我鼓励我的支持者先回家，弗兰克和我也回到了宾馆。凌晨12点30分，州务卿的网络民意支持率开始回升。我们在洛杉矶城失败了。之后，竞选活动结束，我们失败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完全知道自己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弗兰克看了看我说：“你确定没事吗？”“是的，我没事。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很自豪的是我们参与了这场竞选。”我打电话给芭芭拉·博克瑟参议员，最后一次以候选人的身份面对镜头。虽然结果出来了，但是我们在竞选活动中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太多人的生活和生计遭到了破坏，太多人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竞选暂告一段落，但是人生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我说。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1＇　丹尼尔·伍德，“加利福尼亚干旱：农民人数锐减，影响就业和食物供应”，《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4年2月19日。

＇2＇　席勒托·普利兹，“博克瑟魔鬼般的筹款行动让菲奥莉娜相形见绌”，《政治家》，2010年7月15日。

＇3＇　梅夫·莱斯顿，“菲奥莉娜说她有管理的经历，足以胜任参议员”，《洛杉矶时报》，2010年6月24日。

第6章

加州衰落带来的启示

官僚机构都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工作程序复杂，等级森严。它们不鼓励创意、创新或判断力，并且会不断扼杀优秀员工的潜能。

参议员大选过后的一个日子，让我记忆深刻。我们和往常一样去弗吉尼亚过圣诞节。那是一个明媚的日子。卡拉、摩根和我在乔治敦购物。我记得和孩子们手拉手过马路时的情形。那天天气温暖，我们的心情都很愉快。我当时自言自语地感叹：“人生真美好。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受到了上帝的恩赐，这正是感恩的最好时刻。”

我的一生经历起起落落，而那一天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转变。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和弗兰克非常怀念与特雷西、罗威尔、卡拉和摩根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开始考虑搬回到弗吉尼亚居住，当初我们就是在弗吉尼亚相识、相爱、结婚，并在那里安了家。我决定看看那里的房子，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座位于弗吉尼亚梅森内科波拖马克河边的房子，离甘斯通·霍尔，乔治·梅森的家很近，就在乔治华盛顿以南，离芒特弗农10英里的地方。我们开车那里看了看，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座房子，虽然我们与卖家还没有商议交易的细节。我们的时间比较充裕，没有必要那么着急。2011年上半年，我们依然住在加州。我们最后在当年初夏的时候买下了这座房子。10月，我们搬回了弗吉尼亚州。

离开加州对我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决定。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加州是西边的西边。他的意思是加州是美国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个州，是一片机会的热土，也是国家的希望之地。这里是惠普公司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创办惠普公司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企业家利用创新、勇气和智慧，建立了惠普公司、苹果、谷歌、英特尔、易贝网以及上万家伟大的公司。

惠普公司和谷歌依然还在加州，并不断有人来到硅谷创造财富、展望未来。但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是加州的中产阶层和劳动阶层。这里曾是罗纳德·里根的故乡。一个学校老师、警察和乘务员及其这些人员的家属能够买得起房子，住得起医院的地方。公立学校也运作有序。天气原因让美国原油价格再次降低。同样的学历和收入，在东部只够吃饭租房，在加州却可以在静谧的小区里买一套房子。

就这样，人们来到了这里，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穷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人们，都带着对财富和家园美好的向望，来到了加州。很多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为了躲避风沙来到这里，在加州的圣华金河谷定居下来。在中央山谷地区，除了健康的体魄和勤劳的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美国人来到这里自食其力，成家立业。这些人来自于美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现在美国国会南部中央山谷地区的代表德文·努尼斯就是那个时候来到加州的移民后代。他的家族几十年前从葡萄牙移民来到美国加州的圣华金河谷安居下来。对于努尼斯国会议员而言，他一直在努力重新恢复中央山谷地区的水流，希望能让这里逐渐消亡的农场起死回生，给加州的劳动人民带去希望。当年为了躲避风沙侵蚀逃到加州的孙子辈和曾孙辈的人们，而今不得不再次在政府一手造成的风沙之地寻求生存。

我在2010年参加竞选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到处拜访居住在中央山谷地区的人们，希望了解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很好地体现了普通美国人眼中的加州变迁史。当年，他们来到加州是为了实现美国梦，但是，早期移民拥有的条件，如今却完全没有了踪影——允许人们实现美国梦的领导力在加州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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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州是如何成为一个不再适合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生存的环境这一问题，很多媒体和著作都已经有所提及。《首席执行官》杂志曾多次将加州称作为美国最不适合做生意的地方。有些人甚至认定，所谓的调查不过是加州自圆其说的商业宣传而已。2011年针对美国商业团体的民意调查显示，有82％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都表示，如果他们无法在加州安定下来，就一定会考虑去其他地方开创新天地，这场人口转移后来被称为“加州大逃亡”。

就这样，企业纷纷离开了加州。那些选择离开加州转向成本更低区域的企业名录就像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所列的企业那么多。2014年，丰田公司给萨克拉门托有关部门发送了一条清楚的消息，那就是他们将把公司总部从加州的托伦斯转移到得州的布兰诺去。丰田搬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企业迁址风潮，包括日本日产、雷神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快餐连锁运营商CKE餐馆（如今，在加州新开一家这样的餐厅，需要两年的时间）、eBay、谷歌和麦咖啡等。这些只是一部分最易识别的公司，那些离开加州却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熟悉的公司更是数不胜数。2011年，按照某家企业咨询公司的分析数据，有250多家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离开了加州，或者在加州以外的地方寻求扩张。自此，加州的商业环境日益恶化。调查结果表明，加州针对小企业的商业评级不断走低。《经济学人》引述了一位长期关注加州商业环境评论家的话，“如今的加州只有让人心寒的商业环境，能够让你倾家荡产，能够让企业万劫不复。”＇1＇

更重要的是，加州的人口也在不断流失。这并不是巧合。加州曾经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在1960～1990年间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其他州的移民，总的移民数量相当于整个密苏里州的居民人数。而今，移民们的选择方向彻底改变了。曾经能弥补经济损失的外来移民潮，自2005年起作用逐渐消失。今天，加州的净移民人数已萎缩至负值，离开的人数多于进来的人数。＇2＇

为什么中产阶级纷纷逃离这个曾经被称为是“黄金州”的地方？房地产价格因为各类烦琐的反开发政策飞涨。中产阶级家庭根本无力负担市中心的房子，他们只能忍受更长的通勤时间，选择在偏远地区定居。由于美国有高昂的汽油税，因此油价一直居高不下。《环境保护条例》还驱动了能源成本的不断上涨，加州的用电成本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50％，这也迫使很多制造型企业因不堪重负选择转行。2007～2010年，美国新建或者扩张的工业企业有10　000多家，其中只有176家位于美国加州。也就是说，占有美国12％人口的加州只贡献了1。6％的企业来提供新增产能。＇3＇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本来就高，加州的各种赋税更是不少，这就让这个地处黄金海岸线的地方不再是中产阶级的乐园。事实上，加州的遭遇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这就如矿井中的金丝雀一样，引起了其他各州的重视。政客和官僚所做的决定，变相地将中产阶级逐出了加州。

有些人认为，只要能从政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很多美国人并不介意缴纳更多的赋税。毕竟，自由主义人士、前众议员巴尼·弗兰克有一句名言：“政务只是我们给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所起的名字罢了。”换句话说，不管我们有怎样的选择，只要美国人希望从政府那里有所收获，他们就依然要承担高昂的税费。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政治学家威廉·沃格利在《城市》杂志中说，如果一个国家能给其公民相对较好的服务，这个国家就能避免征收较高的税费。加州没能成为这样理想的地方。加州人民支付了高昂的税费，却并没有享受到中产阶级理想的居住场所。

加州人民要支付不断高涨的汽油税，但是加州的公路却是全国最差的四大公路之一。加州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在全国中排名第4，但是加州学生在数学技巧和阅读能力方面的排名却为第58、59名。＇4＇纳税人用缴得税金贴补法定的备用能源项目，换来的却是更加高昂的电力成本。总而言之，比较加州和其他各个州，比如得州，你就会发现，加州政府的支出没有多少是对中产阶级有利的，比如在公路和学校建设方面的花费少之甚少。对有利于政府本身的支出则明显要多出很多，比如养老基金和医疗保险计划。

换言之，加州政府机构不断膨胀，但却只是服务于自身。这并非什么奇怪的现象。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同时，加州的教训也是值得美国其他各个州反思的。

我见过很多官僚主义的做法，包括企业和政府机构，它们都有共同点。这些官僚机构都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工作程序复杂，等级森严。它们不鼓励创意、创新或判断力，并且会不断地扼杀优秀员工的潜能。因为在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机构里，人们很快就会知道，遵从规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僚主义作风意味着效率低下，而且这种局面不会轻易地被改变。

更加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主义机构开始关注维护权力和现有体制。他们忘记了建立机构的初衷，以及应该服务的对象。在企业中，官僚主义的做法会忽略顾客；在政府中，官僚主义会让人忘记老兵、儿童、每天疲于奔命的工人、家庭和老人。更重要的是，官僚主义会使人忘记谁才是纳税人。